40年歲月有聲，40年弦歌不斷。改革開放的40年，大連海事大學積極投身改革發展實踐，學校各項事業得到快速發展，海大人用雙手書寫了中國高等航海教育發展的新篇章。大連海事大學特別策劃慶祝改革開放40年訪談錄《見證40年》，記錄學校發展變化，學習傳承海大精神，致敬我們偉大的時代！學校將陸續刊發系列訪談視頻?，F推出第四期，聆聽大連海事大學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孫培廷講講海大故事。
記者：1978年的海大校園是什么樣，給您一個什么樣的印象？
孫培廷：那個時候是學生，對學校的了解應該說還是有限的。特別是剛來到學校的時候，只能說是從這個表面上認識一下學校，想起40多年前的學校，如果和現在相比的話，你肯定認不出當初的學校的樣子。今天全校的建筑，我們入學的時候來說的話，剩下為數不多的那么幾個了，一個是我們現在的基礎樓和現在法學院那個樓，那是我們的老辦公樓，還有一宿舍、二宿舍，就是現在的海華一、海華二，這是東山的幾座樓，剩下為數不多的幾個樓，然后就是離得很遠的西山，有六宿舍，還有電航樓。
記者：請您給我們介紹一下，當時在學校的學習生活情況？
孫培廷：我們77級學生最明顯的一個特征，就是同學的年齡差距很大。就拿我們班為例吧，31個同學，年齡最大的應該是我們班長，是1946年生人。我們班最小的同學是1960年生人，在其他的班我們還有1962年的同學，年齡相差的話幾乎是一倍，最年輕的16歲，最年長的32歲。這一屆同學，從社會閱歷來講，有文革前畢業的老三屆，還有參加考試的在校生，同學的差別特別大，但是有一個共同特點，大家都知道，學習機會來之不易，所以說77級的上課從來沒有被別人催過。學風也特別好，監考也是不太用監考。印象中，應該說是從教室到自習室，從來都是滿滿的。老師答疑的時候，也是滿滿的。十年的文革，這些同學經歷了上山下鄉，絕大部分都沒有及時的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能夠有機會參加高考，并且屬于那么很小的一個比例，很幸運的能夠得到繼續學習機會，大家自覺性都很高。同時，那一屆的學生的社會責任感，特別是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體現出來的社會責任感也很強。這其實和在當初學習期間，大家表現出來那種學習態度，和那種師生之間的相互交流，都是一致的。很多同學和老師年齡差不多，差別沒有那么大。像我們有的同學一邊在自己上大學，還一邊在輔導78級、79級的同學考大學，這就是那一屆學生的一些特點。這些同學一個是年齡差別大，一個是閱歷差別大。所以說，同學之間就可以相互為師，這也是那屆學生的一個特點?；叵肫饋恚芏喔锌?。所以這些同學到現在談起來，是由衷的感謝改革開放。大家都講沒有改革開放，沒有恢復高考，就沒有我們這一代人，或者是沒有77級、78級這么一批大學生，對我們來講是改變命運的一個高考。
記者：請您回憶一下當時學校的學生、學科、專業的一些情況？
孫培廷：截止77級入學的時候，學校專業大概10來個，能夠數上來的船舶駕駛，輪機管理、船舶電氣、通訊導航、計算機自動化、物理、數學，大概10來個專業。在校的學生，2000人左右。那個時候，研究生還沒有開始招生，77級的時候還沒有研究生。我印象中，研究生應該是從78年底開始招收。應該是81年年末，或者82年年初，是第一批授碩士學位的。當時我們主要是本科生這一塊的培養，我們更多談的是專業，還沒有今天意義上的學科。另外，當時學?？蒲泄ぷ骱苌?，絕大部分的老師全心全意的投入到教學工作當中。從77年我們入學開始，這40年當中應該海事大學的專業結構，到現在我們的50個專業，應該是重新完成了一個海事院校的一個比較完整的專業布局。我們有制造類專業、基礎類專業、管理類專業、法學類專業等等，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專業結構體系。其實我們今天的專業結構是到2000年之后才基本上完成，也就十幾年的時間。放在今天來講，我們的專業也是在形成階段，還沒有發展到比較穩定的專業結構。如果談到學科，我們時間應該說就更短了。盡管文革前我們也有研究生培養，但那終歸不是成體系的培養，沒有一個研究生培養體系。改革開放之后，我們恢復招研究生，才進入到真正的體系化的研究生培養。
記者：我們了解到您是在國外攻讀的博士學位并工作了一段時間，請您談談當時國外的學習工作經歷。
孫培廷：我是改革開放的多方的受益者，應該說這是第二個學習的好機會。我參加的是83級的全國研究生的統考，也感謝學校允許我參加考試，錄取為那個1983級的留德的研究生。但是錄取之后，我們沒有馬上出國，在學校接受了半年的基礎教育，又到同濟大學，當時中德在那聯合辦了一個留德預備部。在同濟大學學習了一年半的時間，說是學習語言其實學習了很多，德國過來的一些教授給我們進行通過學專業的方式學語言，很獨特的語言學習方式。一直到85年，我們才到德意志，當時的柏林工業大學。我錄取的是柏林工業大學交通系船舶工程專業。在柏林工業大學的船舶與海洋工程研究所，從85年一直學習工作到88年8月，那是一段學生生活。90年，我又轉到了礦山機械研究所，給我的第二個導師做助手。前后在柏林工大，度過了四段時間，讀碩士，讀博士，做博士后，做老師。從85年到柏林工大，一直到94年春天離開，度過了這么長的時間。畢業之后又在企業工作了幾年，一直到96年的年底，回到學校。
記者：經過改革開放40年，現在中國高等教育的情況是什么樣？
孫培廷：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高等教育像我們其他的各行各業一樣，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種進步不僅僅是量上的，還有質量上的、水平上。當初我們一屆大學生的話只有20萬、30萬，到今天，我們的高等教育規模已經到了800萬，毛入學率達到了45%，這本身就是個了不起的進步。當初只有極少數的能夠享受到高等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到我們今天這么大比例的年輕人，都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我覺得這是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體現。中國辦大學辦高等教育，應該說歷史不長，到我們今天能夠和世界的大學進行平等的對話。我們當初出去留學的時候，我們的學歷幾乎不被承認，到今天我們和國外大學的學歷互認，這應該是我們高等教育水平提高的體現。
記者：再具體一點，我們談一談中國高等航海教育，這40年來又取得了哪些成就？
孫培廷：談中國的高等航海教育，離不開談中國的航運。中國的航運又離不開中國的造船技術，離不開中國的船隊。建國之后，我們很長一段時間，在我們船舶界流傳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應該說一直到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造船水平極低，我們船隊的船舶水平狀況也很差。而今天，我們成了一個航運大國，正在向航運強國邁進，這也恰恰是大連海事大學從事航海教育，從事海事教育的一個體現。所以說在40年中，海事大學作為航海教育的這么一個領頭羊，和中國的航運發展應該是同步的。2004年，教育部舉行的第一輪高等學校教學質量評估，給學校有一個評語，引領了中國的科學航海，引領了中國的航海教育。我們學校的傳統是：同舟共濟，艱苦卓絕，科學航海，愛國為根。那個科學航海就是我們在吸收教育部的專家評審組，給我們學校的評語，學校實現了科學航海，引領了中國的航海教育。不管是“雙一流”建設也好，還是世界一流海事大學也好，其內涵都在科學航海上。當初如果是我們剛走向正規，或者剛恢復正規，到今天，我們和世界的主要海事院校達到了同等水平。而下一步，我們更應該向前看，在一些領域，在一些方面，引領世界海事教育，引領航海教育。就航海教育來講，我認為學校在世界上是應該屬于第一方隊的。這就是我對海事大學今天的水平的評價，也是一種自信。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改革開放40年來，學校發展建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
孫培廷：1997年，正式的進入到國家第一批的“211工程”建設序列中，這對學校來說是個里程碑式事件，也是學校從60年進入到重點大學之后，又一標志性事件。到去年，我們又進入到“雙一流”建設高校行列。所以應該說這兩個歷史性的大事對學校的發展建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我在學校工作期間，能經歷這么兩個大事件，能夠作為參與者，我覺得是一個很榮幸的事。另外一方面，就是現在實現了50個專業規劃的布局，我覺得這個奠定了學校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發展結構。再一方面，就是學校經過學科的增列和學科的調整，基本上完成了我們的學科構架。這都是學校發展當中值得紀念的一個事。當然很有幸，經歷了學校的建校百年，這一個也是學校發展當中的大事。如果從我們的校園來看，就是我們能夠實現了一個統一的校園，這也是幾代海大人抓住機遇做的一件事。當然有很多著名老師，我覺得還是應該提一提。比如說楊烈宇教授，船舶修造的學科的奠基人，獲得過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到我們現在的這些獲得國家級獎勵的老師們，還有我們獲得國家教學成果獎的一些老師們。應該說是正因為這些老師的成績，直接體現了海事大學今天教學水平和科研水平。就像講故事一樣，一個大學的文化，一個大學的傳統，就是用故事串起來的。我們在談海大文化的時候，在談海大辦學的時候，其實就是在講海大故事。而這些故事的內容，就是我們一代一代的學生，就是我們一代一代的科技成果。我相信我們將來的故事會越講越精彩，越講越生動。
記者：最后，請您談一談對學生的寄語和對學校發展的期待。
孫培廷：我對今年今天的青年學生來講充滿希望，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精彩，每一代人肯定都有每一代人的成功，就像我們這一代經過的40年一樣。習近平總書記說，所有的成功都是奮斗出來的。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充分證明，踏踏實實的干事業，認認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精彩就是必然的。我們一塊祝學校越來越好，祝福祖國越來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