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尺講臺的黃土地精神
楊曉軍出生在西北農村，土地貧瘠、生活貧困。小時候跟著父母下地干活，苦了、累了想回家，父親嚴厲地說“活沒干完不能回去，莊稼不會騙人，付出越多，收獲才多。”當年因家庭出身不好高中畢業沒能上大學的母親說：“在大西北活人，要加倍付出！吃苦耐勞、堅韌不拔、敢挑戰、有擔當才算得上西北漢子，你要活出這黃土地的精、氣、神來！”父母的話深深扎在楊曉軍的心里，沉淀在他的血液里。
刻苦鉆研在教學中成長
2010年6月26日，楊曉軍來到樂山師范學院。對于從小在缺水的西北農村民委員會主任大的他來說，樂山的青山綠水使他留戀。新進教師座談會上，時任副院長的任志萍拿過楊曉軍的筆記本，在上面寫下了學校周邊北方面館的名字和位置，那一刻，楊曉軍感到一種深深的歸屬感。
當時，文新學院只有幾臺家用DV，連專業攝像機都沒有。楊曉軍的專業是廣播電視學編導方向，該如何為新聞專業學生教廣電類課程，成了困擾他的一大問題。
對學生深入了解，對專業深入思考，楊曉軍確定，首先要為學生教授紀實類電視片的拍攝和創作。這對他來說，無疑是一次轉型，因為之前專業更多偏向于藝術類電視片的創作與研究。而紀實類的影片，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和虛構類影片有本質區別。他開始大量觀摩、研究紀實節目和影片，“我基本上把所有的《新聞調查》節目都看了”，“那時候，我單身一個人，除了上課，整天看書看文獻看片子”。為了上好《電視采編》這門課，楊曉軍花了大功夫。
《電視采編》課開出來了。接下來的時間，除了上課，楊曉軍把整天的時間都用來鉆研學習。他大量閱讀新聞和紀錄片方面的文獻資料，仔細研究琢磨，時常一坐就是七、八個小時。好幾次，他習慣性地學習到深夜才突然想起自己還沒吃晚飯，便急忙出門買上幾袋方便面，回到寢室匆匆吃上幾口，又撲回到電腦前開始鉆研。他每天的休息時間只有五、六個小時，白天常常以濃茶和咖啡解困。他的床頭，有一本筆記本和一支筆，每每發現的重點和感悟，就立馬記下來，并在每次備課時翻翻自己的筆記本，將相關內容融入課堂。
功夫不負有心人，楊曉軍上課生動有趣，舉例鮮活新穎，深深受到學生的喜愛。2012級饒斌同學這樣評說：“楊老師教學很實在，很接地氣，既不一味灌輸理論，也不單純強調業務，不管是理論課程的教學，還是實踐課程的指導，他不會照本宣科，上課的東西信手拈來，跟他討論總能給你很多思考的空間，特別是一些想法和觀點，都讓人獲益頗多。一學期的課程下來，你會對這門專業有更加深刻的認識和理解，確確實實能學到很多東西。”
不畏艱難在實踐中育人
在教學和生活中，楊曉軍發現他的學生新聞專業意識模糊，甚至不知道自己該干什么；對社會，尤其是底層社會的認識太少。而新聞以真實為基本訴求，最重要的就是觸摸現實。這二者，都是培養新聞人的關鍵。
恰在這時，楊曉軍得知了文新學院畢業生范韋軍扎根涼山奉獻青春的事跡，以其敏銳的新聞敏感和獨特的農家情懷，決心用光影去反映這件事，既表現好人又在攝制過程中培育好的新聞人！于是，寒冬12月，他帶著幾名學生，踏上了去美姑縣布里莫村小學采訪范韋軍和涼山兒童的道路。
出乎想象的貧窮與落后，孩子穿上了別人捐贈的，他們認為最好的但單薄的衣服，站在寒風中，雙手凍得通紅，迎接他們的到來。這個畫面一直定格在楊曉軍的腦海中，無法抹去。拍攝中，為了完整記錄布里莫小學生步行兩三個小時崎嶇山路上學的過程，楊曉軍一直跟拍學生，翻山越嶺，來回走了四、五個小時。在一個懸崖邊上，為了拍攝小學生上學路途的艱險，楊曉軍扛著攝像機俯身示范取景，腳下一滑踩掉了一塊松土，差點墜入懸崖，他起身叮囑前面的孩子和跟在后面的學生要注意安全，自己又投入了工作之中。這些場景被同學們看在眼里記在心上。隨行的2010級彝族女學生邱畝伍呷莫回憶說：“山路崎嶇，冰雪覆蓋，楊老師跋山涉水，認真細致地拍攝鏡頭，邊拍邊給我們講解。那種敬業的精神對我影響很大，后來的學習生活中遇到困難，總是想起楊老師給我們做出的榜樣。”后期制作時，楊老師也是親力親為，跟學生熬夜到十一二點是常有的事。2009級魯凱霞記憶猶新：“當時我們很多人都不會剪輯，楊老師就手把手教我們，不厭其煩，不停地給我們講解，好像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東西都教給我們似的。”
反映涼山農村教育的紀錄片《范韋軍和他的178個孩子》在大學生藝術節中獲得全國二等獎、四川省一等獎。影片播出后，布里莫小學得到了不少愛心組織的關注，捐款捐物、修建學校，學校條件得到了改善。
接下來的日子，楊曉軍經常帶學生深入社會，幾乎每個周末都和學生在樂山周邊的農村或山區。他的關注點也轉向更多的群體——抗戰老兵、留守兒童、矽肺病人、失獨家庭、邊緣人群等。在他的帶領下，學生也越來越深刻地理解了新聞人的使命與職責，對自己所學的專業更加熱愛了。
已經畢業的2011級何靜說：“可以說新聞這個門就是楊老師領著我們進入的，大一時懵懵懂懂，直到大一下學期開始接觸廣播電視學，以及后來的新聞攝影、電視采編等方面課程后，才真正地接觸新聞。除了課堂上的講授，楊老師帶我們進行課后的實踐，讓我們關注社會弱勢群體，認識社會，才讓我真正理解了新聞這個專業的本質。”
也許是從小歷經貧困艱苦的緣故，楊曉軍對弱者有種與生俱來的惻隱之心，對生命存有一份特殊的敬畏之情，所以他總是不遺余力地關注那些容易被忽視的弱勢群體。“新聞人要有責任感和正義感，要敢于用自己手中的筆和鏡頭去觸摸社會最真實的疼痛，通過自己的報道來聲張正義，促進社會的公平。”這是楊曉軍給新聞和主播專業學生上第一節課時都要講的話。諄諄教誨，是他對新聞事業的理解與感悟，也是對學生專業發展的建議和告誡。
2011年開始，楊曉軍帶著學生關注抗戰老兵。一次，在醫院拍攝完一位老兵，他和學生收拾設備正準備離開時，突然發現虛弱的老兵顫顫巍巍地舉起自己的右手對著鏡頭敬了一個軍禮，老兵用顫抖的聲音說道：“我要去當兵，保衛祖國。”不久后，老兵離開了人世。他的最后一個軍禮深深地刻在楊曉軍的腦海中。還有一次，他們去探訪一位老兵，當老兵聽說師生們拿了攝像機要拍他，竟然不顧所有人的反對，將剛洗完的濕漉漉的軍裝穿在了身上……。
經歷這些事情，楊曉軍意識到，愛國情懷已經流淌在老兵們的血液里。但這些老兵們到了晚年卻沒有受到應有的認可，精神生活異常孤寂。從那時起，楊曉軍便時常帶著他的學生，利用周末去陪老兵說話、聊天，有時還買菜去老兵家做飯，通過一次次貼心的陪伴，使老兵晚年的生活得到了些許慰藉。
如今，不少老兵都離開了人世，在世的也大多90歲以上高齡了。去年的一天，幾名同學去采訪老兵，學生出發前，楊曉軍再三叮囑，老兵們年紀大了，拍攝要盡可能一次完成，不能過多打擾老兵。楊曉軍這些體貼別人，細致入微的行為讓學生看在眼里記在心上，參加拍攝的石巖林同學說：“楊老師就是這樣一個人，這些不經意的行為，讓人很溫暖。他除了教我們知識，更教我們做人。”
俄羅斯著名教育家烏申斯基說：“教師個人的范例，對于青年人的心靈，是任何東西都不可能替代的陽光。”或許楊曉軍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如何影響了學生，但他身體力行的力量就猶如折射到學生心底的陽光，默默地發光發熱。
2014年，楊曉軍在武漢大學訪學，四年一屆的全國大學生藝術節恰恰在當年舉行。文新學院總支書記和楊曉軍通了一個電話，請他為大學生藝術節準備微電影作品。放下電話，楊曉軍立馬買了返程票，當晚就坐上了回成都的火車。躺在臥鋪上，他徹夜不眠，將參賽的選題反復思考，反復推敲。第二天回到樂山，楊曉軍沒顧上回家，就匆匆趕到學院去見書記，并最終確定了四個選題。四個選題就是四部片子，一部片子就需要幾百個鏡頭，工作量是巨大的。楊曉軍二話不說，帶著兩個老師、16名學生開始了片子的創作。
那段時間，楊曉軍同時承擔了武漢大學導師布置的繁重任務和參賽的重托，沒日沒夜地來回奔波在武漢和樂山兩地之間。四部作品，任務繁重，臨近藝術節截稿時，片子還在后期制作中。為了確保四部作品都能參賽，楊曉軍在學校時就陪著學生待在工作室整夜地編片子，回到武大就通過電話、QQ視頻等方式指導學生制作；白天抓緊時間做導師安排的任務，晚上就熬夜指導學生做片子，學生休息了還要思考片子還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進。就這樣幾天幾夜沒睡過一個完整覺，絲毫不敢懈怠。那次創作的四部紀錄片，在大學生藝術節上又斬獲一個全國二等獎。而且，四部影片全部在四川電視臺每周五黃金時段播出，每播一部之后都有一個對楊曉軍和學生的專訪，讓他們談選題、目的、意義，造成很好的影響，為學校爭了榮譽。
支撐一個人如此拼命工作是需要一種精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