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一學校的校長李希貴，在沉悶的中國教育界絕對算得上一個“異類”。
上個世紀80年代，大學畢業后，他成為山東高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老家的一所中學語文老師。
正如很多成功人士傳記中所描述的那樣，主人公選擇了一條適合自己的航道，此后揚帆遠行、一帆風順。李希貴從老師做到年級主任，再到副校長、校長，乃至濰坊教育局局長；由于表現出色，2006年調任教育部負責籌建基礎教育質量監測中心。
2007年，他的人生軌跡轉了一個大彎，正當“仕途”被眾人看好時，他主動選擇來到北京市十一學校出任校長。而一場如今看來或許將撼動中國基礎教育課堂模式的變革，也隨著他的到來，在這所學校埋下了種子。
日前，教育部在北京市十一學校舉行了一場新聞發布會，介紹這所學校的教育改革經驗。按照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續梅的話說，教育部在一所中學開發布會，“這還是第一次”。主管官員評價學校的改革是一種新的育人模式，“為學生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而改革的“操刀手”李希貴本人卻顯得非常低調，與其大刀闊斧的改革舉措形成了鮮明對比。他說，“如果再給自己三年時間，應該能做得更好”。
近日，記者專訪了這位校長，聽他講述了這場讓“學生最高興、老師最痛苦，家長最擔心”教育改革的幕后故事。
迷戀學生成長的老師
記者：十一學校啟動這場改革的初衷是什么？
李希貴：最近這些年，我們深切地感受到了在中學領域這種“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教育現象，就開始了育人模式的探索。通過構建一個推動學生選擇的多樣化課程體系，形成每一位學生不同的課程方案，最終實現我們教育的本質—讓學生能夠發現自己，喚醒自己，成為自己，使他們具備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
記者：你在很多場合都說，這場改革“學生最高興、老師最痛苦，家長最擔心”，老師為什么會“最痛苦”？
李希貴：因為改革對老師的挑戰太大了。實施“選課走班”，傳統教學組織形式發生了變革。行政班和班主任的管理模式被打破，學校各項管理制度面臨重建。更為重要的是，隨著行政班和班主任的消失，任課教師的教育和管理責任大大增加。每一位教師從學科教學走向了學科教育，他們不僅要負責學科教學，還要關注學生的心理、情緒和人際交往；不僅要教會學生，更要教學生會學，要管理和領導學生的學習。對于很多老師來說，工作量增加了好幾倍。
記者：我們學校提供了什么樣的機制，能讓老師適應這場略顯劇烈的變革？
李希貴：非常幸運，十一學校集中了一批有追求、有夢想的人。一直以來，我們希望找到一種很美好的教育，就像加拿大知名的教育學家馬克斯·范梅南教授所說，“教育學是迷戀他人成長的學問”。十一學校就是有相當一批老師是迷戀學生成長，看到學生成長就忘乎所以的人，我想這是改革能夠不斷得以推進的最為重要的一件事。十一學校的價值觀，是所有老師討論甚至交鋒后產生的價值觀，我們都認同于價值觀。所以，我們再討論的時候，不會再吵架，我們就去做。
記者：價值觀是一個方面，現實卻是改革后教師們的工作量都增加了不少，作為校長你如何平衡？是否要在績效考核中體現？
李希貴：這的確是一個問題。前兩天，學校所在地的區委區政府領導以及教委主任來學?？疾?，我跟他們都說了，你短時間可以，但不能長期讓這些老師賣命，拿著同樣的工資，干著兩倍三倍的工作量。我舉了學校一個男老師的例子，他是個年輕老師，因為工作壓力大非常勞累，有老師看他樣子就說，你怎么看著像是生了孩子一樣累？十一學校的老師承擔了這么大的改革任務，為地方乃至國家在開發課程，而且我們已經把課程改革的經驗分享到其他學校了。所以，我覺得現在的薪酬體系不公平，應該對這些老師有所表示。領導聽了匯報后也很重視，他們一方面非常認可十一學校老師們的貢獻與奉獻，同時也表示正在研究怎么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是個很重要的事，我們正在爭取。現在績效工資制度實行之后，也帶來了很多障礙，要打破它，需要一個時間。
讓學生找到“新的歸屬”
記者：對于學生而言這場改革又意味著什么呢？我接觸過一些學生，他們說原來的行政班撤銷后，一下子覺得沒有了依靠，缺乏歸屬感。你怎么看？
李希貴：其實不只是學生，很多中國人對一個單位的歸屬感都太強了，什么事都歸到單位。即便退休十年了，有事還想著找原來的單位。這些孩子們一開始不適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經過一段時間，他找到了歸屬，為什么？實行選課走班制后，一個學生因為課程選修的緣故，可能會有8－10個新的班集體，所以需要每一個學生在這里邊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盡到不同的責任。
而且，你要學會扮演不同的角色。打破了行政班，學生里最不適應的是誰？我們發現是那些長期當班長的學生，最不適應。因為過去他在這個班里特別受尊崇，現在行政班一下沒有了，特別找不到自己。我希望這些孩子也能學會做群眾，在技術課上是學徒工的角色，在戲劇課中可以跑龍套。當一個孩子在學校里能夠在不同的團隊、不同氛圍里生活的時候，他就安全了。
記者：實行“選課走班制”后，學生在校園里可以接觸更多的同學，形成不同的學習自組織，這也是教育的題中應有之義吧？
李希貴：沒錯，我們的學生通過這種不一樣的校園生活，慢慢找到了跨班級的志同道合的同伴。西方一個教育學家發現，一個人的財富是他最好的五個朋友的平均數。所以，學校能不能給學生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學，特別是將來能夠一塊創業的朋友，像蓋茨、喬布斯、雷軍那樣，我們覺得很重要。
非常欣慰的是，現在十一學校里這樣的圈子越來越多。上個星期四，我和學生們共進午餐一起交流，坐在我旁邊四個學生都是《異鄉》雜志的主編、副主編，來自四個年級，不僅不是一個班，而且不是一個年級，他們都有共同夢想的學生，彼此之間有了新的歸屬。
“我們還在路上”
記者：如何評價十一學校目前正在推進的課程改革？
李希貴：本來發布會我們提供的材料是“課程改革，我們在路上”，但教育部的同志不同意，他們建議稍微高調些。但我們自己覺得，課程改革的確是“在路上”。對于課程改革，我們只有價值觀的引領，沒有模式的要求。我們也反對把所有的學科、所有的課堂都用一個模式去固化。我們鼓勵老師根據自己的學科，自己個人的授課風格，去設計不一樣的課堂教學。我覺得，任何改革都必須順應人性，如果和人性逆著來，那改革者的工作量就會大很多。
記者：為什么對自己的改革嘗試這么低調？
李希貴：學校從2007年開始改革的準備，此后我們一直是自己悶頭干，因為改革的工作量太大了，需要安靜地干幾年事。本來這次我還準備拖一下（注：指教育部在十一學校召開現場新聞發布會，介紹該校的改革進展），為這事還專門找了一次部領導，看能不能再拖幾年時間。他說這一次不行了，不能再拖了，三中全會決定出來后，教育改革被提到了很高的位置。下一步改革的八大工作動態，教育綜合改革被列在了第二位，僅次于農村改革。部領導就要求我們，這次必須把學校改革的階段性成果告訴社會。
其實從這兩年，外邊來參觀學校的客人也很多，全國20多個省份的領導、朋友、同行都來過學校，人數得有1萬多人，我們也只是簡單介紹了正在做的事.
我自己覺得，如果再給十一學校三年安靜的時間，我們會做得更完善?，F在你會看到學校到處是問題，還有若干漏洞，下一步我們還要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還有很多問題等著我們去解決，比如“選課走班”制配套政策的形成，老師課堂教學風格的形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