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李海勇是一次難忘的體驗。他更熱衷于帶領記者深入課堂看課，在他眼中，課堂才是最有力的成果詮釋，學生才是最生動的報道素材。更讓記者感動的是，很多時候，記者反過來成了李海勇訪問的對象，他對課改的最新思考，希望通過我們得到求證和回應。
這就是一位課改人的真實狀態。對于課改，李海勇執著得似乎有些偏執，他把課改作為帶動學校發展的最高綱領，也把自己置于課改的最前沿，不留退路。
對課改的一往情深，源于他對教育問題的深惡痛絕。李海勇說，“高中教育不自覺地陷入到了生源和高考利益的博弈之中。固然每一所高中都有自己的難言之隱，但我實在不愿成為壞教育的俘虜，更不愿做應試教育的幫兇”。所以，他采取的策略，就是朝著應試教育的反方向走，盡可能地減少對學生學習和成長的干預。
“說來慚愧，做了30年的教育，才發現教育應該做什么，應該怎么做，才發現教育的真相和秘密。”李海勇說，“以前只是在搞教學，不是在搞教育。”
李海勇說，澤州一中鎖定課堂教學改革，就是希望實現一種理想的境界：“教師少教，學生多學”。這種“由少變多”的改革，是真正意義上教與學的革命，將強制性、“填鴨式”的被動承受過程，置換成引導性、建議性和討論式的教學相長活動。
正是因為如此，李海勇給自己的博客取名為“精神家園”，這或許正是他的辦學愿景——把學校建成一所“生態樂園”，培養出一個個健康、陽光、自信的社會公民。
理想的豐滿與現實的骨感，有時候往往會鏈接在一起，形成一種對比。李海勇帶領他的團隊一路走來，走得并不輕松。據說，初期有不少教師在與學?？己私M玩“躲貓貓”的游戲，只要考核組離開教室，教師就重新開講，不料考核組又突然殺了個回馬槍，讓教師無比尷尬，學生哄堂大笑；還有的教師拉上窗簾關上門，重復著“昨天的故事”。
在這樣的背景下，統一共識遠比技術突破重要得多。2010年1月，在一次全體教職工大會上，李海勇講了9個狐貍喝水的故事，他想通過這個故事，引發教師們的思考：當遇到問題的時候，不是找借口，而是尋找方法；不是單打獨斗，而是學會借力，協同攻關。
在艱難的環境中推動改革，信心顯得彌足珍貴。李海勇就是一個內心很有力量的人，他始終對未來充滿期待。即便在最艱難的時候，他也始終沒有懷疑過課改，沒有動搖過自己的選擇。
這就是“課改勇士”李海勇。一位頂住各方壓力、力挺課改的高中校長；一位在學生眼中“不像校長”的校長；一位教師眼中的“電腦高手”，善于借助網絡吸收課改營養，注重對自己“脖子以上部位”進行投資的學習型校長；一位愿意做《皇帝的新裝》里敢說真話的小男孩兒那樣的“敢言”校長。
堅持道路自信
中國教師報：高中課改的風險最大，所以高中課改的虛假性最嚴重。有學校用兩張課程表應付課改，有學校則是葉公好龍式地搞課改。澤州一中為什么會選擇如此決絕的態度啟動課改？
李海勇：改革開放30多年，處處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唯獨課堂變化不大。我們的傳統課堂依然是封閉、保守、低效、凝固和不對稱的，這樣的課堂是不適應高中新課程的，是不利于學生發展的，也不是我們想要的。
從社會角度看，社會對人才的要求有很多種，比如表達能力、合作能力、組織能力，等等，但我們的課堂卻很難培養出來。作為校長，我始終在思考：要把學校帶向何方？尤其是成為省級示范性高中后，我們到底要示范什么？我想，首先要示范育人模式，通過課堂改革，把教學升級為教育，讓課堂流程實現育人的目的。
中國教師報：通過還學習權于學生，讓學習從個體走向團隊，從封閉走向開放，這正是課堂教學改革的題中之義。教師只有還權于學生，讓學習真正發生在學生身上，他的教才有意義。
李海勇：一個“還”字很簡單，但真正操作起來卻相當不易。過去，我們的課堂是教師的“殖民地”，教師掌握著課堂上所有的權力和資源，學生則是被動的、壓抑的。課堂矛盾主要集中于以生為本的理念和以師為中心的課堂現狀之間的矛盾，集中于教師講授過度與學生自主、合作、探究不及的矛盾，而這些課堂矛盾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學生學習特點認識的不到位。
中國教師報：據說，在課改之初，你遭遇了來自各方面的壓力，有家長還集體“上書”省教育廳，要求叫停課改，是這樣嗎？
李海勇：確有此事，來自家長的質疑超出了我的預期，但并沒有動搖我的決心。當時有家長直接找到我，說這是胡來，“不讓老師講課，這叫什么學校？如果學生靠自學能會，還要學校干嘛？要老師干嘛？”也有家長質疑，“別的學校都不改，為什么你要改，不能拿我們的孩子做試驗品”。一時間，澤州一中成了全市熱議的焦點話題。那個時候，家長不贊成、學生不適應、社會不理解，不理性的聲音此起彼伏。
有領導勸我可以先搞幾個實驗班，不要全面鋪開；也有朋友勸我，“何苦呢，不要因為這個丟了自己的校長職位”。但是，我心意已決，必須與傳統課堂徹底決裂。我們可以探討改革的措施，但不能掉頭不改。一定程度上說，領導的決心就是教師的信心。
中國教師報：你是如何說服家長，并平息最初的風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