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先生的《老王》一文入選滬教版、人教版、蘇教版、魯教版等多種教材，這篇文章展示了底層人的善良人性，打動了無數人的心。我聽過很多這篇課文的公開課觀摩課，每節課基本上都是先整體感知全文，了解老王的“苦”與“善”，接著從描寫的角度品味老王善良的心靈，并探究作者“愧怍”的原因，最后拓展延伸出要關心社會底層人物的主旨，這樣的課初看水到渠成，但往往在探究“我”為什么“愧怍”時力不從心，只能淺嘗輒止。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就在于我們只是就文論文，并沒有真正走進文本的“心”，更沒有走進作者的“心”。
一次聽過課后，我聽到兩個學生的對話，一個學生說：“楊絳一家對老王那么關心，為什么還要愧怍？”另一個學生說：“是啊，她一家每一次都給老王錢了，而且在其他人都不理他的時候，也只有楊絳一家關心他。”我當時聽了心里一震，是啊，從經濟上講，確實如此，作者愧疚的終究是什么？真的如教參所說的“作者的道德觀在這里起了作用”嗎？真的是僅僅為了體現作者的同情和悲憫之心嗎？
聽著學生的話，我萌生了一個念頭，金錢在《老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初看文本，直接涉及錢的有四處，分別是送冰的時候，送錢先生看病的時候，臨終送香油雞蛋的時候，最后是作者在最后反思時提及錢，由此可見，錢在文章中還是不可忽視的。
一、“錢”是展示愛心的媒介。
錢是媒介，表現了“我”一家對老王的關愛，這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的良心和優雅風度的體現。當其他乘客不愿坐老王的車，我們一家卻坐他的車，而且在得知老王得了夜盲癥時，“我”女兒還給他吃了大瓶的魚肝油。老王給我們家代送冰的時候，我們不要他減半收費，送錢先生去看病時“一定要給錢”。應該說這其中有同情的成分在，但這并不是偶爾的一次兩次。錢碧湘在《禍至不懼福至不喜——楊絳先生二三事》中記載了楊先生關心“大院里給許多人家洗衣的于奶奶”的事情，這體現了楊先生對待窮苦人一貫的“憐老惜貧”的態度。
二、“錢”是情感交流的鴻溝。
文章一開始說“我常坐老王的三輪。他蹬，我坐，一路上我們說著閑話”。“ 他蹬，我坐”，簡簡單單的四個字就表現了人物身份的差異，而不同階層的人認知基點也存在差異，不同生活層次的人情感交流必然存在“隔”的狀態。
當老王愿意給我們家代送冰并要將車費減半的時候，文中寫到“我們當然不要他減半收費”，這句話中大家都集中在“減半收費”這四個字上，并由此推出老王的善良忠厚的品性以及作者一家對老王的好，其實，這句話的核心在“當然”這兩個字上，什么情況下才會說出“當然”這兩個字？只有“我”在經濟或者精神處于優越的前提下才會有這樣的心理，老王“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也許會讓“我”“當然”地找到了心理的平衡點。
文學作品往往有留白之處，讀者要“依據語境研究話語的真正含義，解釋話語的言外之意。會話含義關注的不是說話人說了些什么，而是說話人說這句話可能意味著什么。”（著重號為作者引用時所加）（李振羽編著《語用學教程》P58，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老王》一文盡管寫得十分簡約，但言外之意卻十分豐富。
老王在臨終之前最后一次拎著香油雞蛋去看望“我”，老王他只說“我不吃”，這句話的文本意義空白之處在哪里？老王為什么說“不吃”？這樣一個身體極度衰弱油盡燈枯似的人不正需要補充營養嗎？其實，老王也許想說的是“我已經沒必要吃了，或者已經不能吃了，因為我估計不行了，熬不住了。”當“我”要給老王錢時，老王說“我不是要錢”，這句話如果改成“我不要錢”，那意味可能就大不相同，因為“我不要錢”只是表明了一種態度，某“教參”解說此處時認為“他制止作者去取錢時說‘我不是要錢’，以言錢為恥，表明了他的忠厚善良”，這恐怕既與老王的身份不合，也與文本前面的情節不合，更是曲解了文意，如果按照教參解說，那換成“我不要錢”倒似乎更好。但老王說的“我不是要錢”確實留下了很大的言外空白的闡釋空間，不是要以雞蛋香油換錢，那老王來干什么？很多人在解讀文本這處關節時都說這是老王來感恩的，我們不排除這一點，但僅僅是這樣嗎？我認為不是，“我不是要錢”，是來有事的，老王無兒無女無親人，只有“我”一家人還同情他，幫助他，他在彌留之際硬撐著來到“我”這里，其實可能還有一個更深的意圖在，就是想要向“我”一家交代一下身后事。文章最后交代老王身后事時，當我問老李老王身體的狀況時，特別提到老王“就是到您那兒的第二天”去世的，這也可以驗證老王話語背后的空白之處。當“我”一家和老王的交往沒有超越“金錢”這條鴻溝時，深層次的情感交流就全部落空了。
三、“錢”是喚醒良知的醒木。
當“我”得知老王去世的消息時，“我”先是一再追憶老王和我對答的話，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領受他的謝意，但心里總覺得不安，作者反思到“因為他來表示感謝，我卻拿錢去侮辱他？”作者接著又否認了這一點。盡管作者自己否認了，但這一閃念其實還是與錢有關的，因為“我”堅持要給錢是在老王表白“我不是要錢”之后?；叵胛闹欣贤跛湾X先生看病后老王說“我送錢先生看病，不要錢”這句話，在“我”一定要給錢后，他啞著嗓子悄悄問我：“你還有錢嗎？”我笑說有錢，他拿了錢還不大放心。“文革”時代的主旋律是所謂普通勞動者當家作主，其實是少數人利用運動來打擊、迫害知識分子。楊絳之所以不敢坐三輪車，大概是因為當時作為知識分子，不敢“坐勞動人民拉的”車，不敢“騎在人民頭上”。而默存的一條腿大概也是被打傷的。老王此時仍然一如既往地對待他們，他“啞著嗓子”“悄悄問”淋漓盡致地體現了他懂得換位思考，懂得尊重別人，不怕被牽累，真誠關心錢鐘書夫婦的善良。這種善良在那個罪惡的年代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從這一點看“我”和老王兩人在感情的付出是不對等的。
如果把老王心中的楊絳和楊絳心中的老王拿出來稱一稱，應該有輕重。在老王的心里，楊絳一家人就像他的親人——他臨死之前最牽掛的親人。即便他們是別人眼中的“黑五類”，是要打擊批斗的對象，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對待他們，給精神受到巨大折磨的楊絳以精神撫慰。而在楊絳的心里，老王就是個生活在底層的普通勞動者，就是個生活不幸的三輪車夫。因此作為高級知識分子，她覺得自己有責任幫助這個毫無學識的可憐的人，她并沒有把老王放在和自己平等的位置上去看待。所以，楊絳付出的情感頂多是同情，同情他的苦，同情他的殘疾，同情他的貧困。所以面對行將就木的老王，她沒有請他進屋，沒有送他下樓，她不知道老王臨終前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她不知道老王得了什么病，也不知道吃了什么藥，甚至在老王去世十多天后竟然才從老李那里順便知道，竟也沒有問葬在哪兒。所以我們說同情與“心”相聯，才是一種真同情，因為沒有“心”的同情，往往對被接受者來說就構成了人格上的不平等。而楊絳正是沒有做到以心換心，用平等心、真誠心、關愛心去交換一顆老實心、善良心、厚道心。所以，她才感到愧怍！
《老王》結尾原文是“我漸漸明白：那是一個多吃多占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作者為什么這么寫？“多吃多占”這四個字就是從物質層面上說的，這與文章中多處提到錢正好呼應。后來改為“幸運者”實際上包含了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與老王的經濟上的困頓和被歧視的命運相比，“我”確實是一個幸運者！
我不禁想起屠格涅夫的《乞丐》一文，這篇文章包含了很多層意思，它寫到了平等、愛心和同情，還寫到了一層別的意思，屠格涅夫的最后一句話是：“我明白，我也從我的兄弟那兒得到了施舍。”為什么說，施舍者非但沒有給乞丐什么東西，反而從乞丐那兒得到了施舍？我想從楊絳先生的回憶看，老王大概沒有享受到“兄弟”這樣的一聲稱呼，這樣一聲人道主義的精神平等的稱呼是多么的難能可貴！
“我”盡管在經濟上資助過老王，但也曾經在精神上俯視過老王，在老王去世幾年后，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不斷拷問自己的靈魂，這里的“愧怍”表現的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的良知，是知識分子在心靈深處對底層人光芒的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