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的槍林彈雨把一批現代派詩人打出了象牙塔。他們再也沒有閑情“站在橋上看風景”，“裝飾了別人的夢”?，F代派給人的印象似乎就是這樣，是一批精神貴族關起門來的自我欣賞。因此，當戴望舒寫下他那首感人至深的《我用殘損的手掌》時，人們發現了與其早期作品的纖細、精致、憂傷、神秘截然不同的寬廣、博大、深沉、明朗。許多評論家認為他走向了現實主義。也有一些外國文學造詣很深的學者兼詩人，如袁可嘉，看出了其中骨子里的現代派手法，但似乎同意這種觀點的是少數。我認為，一個人也許在不同的時候說出不同的話，而這些話背后的言說方式卻未必改變。《我用殘損的手掌》之所以有著強烈的感染力，原因也正在于此。
這首詩首先運用了一種超現實的手法：“我用殘損的手掌/摸索這廣大的土地”是全詩的靈魂。戴望舒說過：“詩是由真實經過想象而出來的，不單是真實，亦不單是想象。”殘損的手掌本來是很小的，但它能摸索廣大的土地，一會兒“觸到荇藻和水的微涼”，一會兒又讓“黃河的水夾泥沙在指間滑出”。這一大一小的強烈反差構成了獨特的語境，在這種語境的作用下，“手掌”的內涵與外延之間產生一種張力。“手掌”已不單是個人的手掌，同時還是整個民族的受傷的、“殘損的”手掌；它受了傷，但依然是博大的，和廣大的土地一樣博大。它超越個體的有形的手掌而化為民族的“無形的”手掌：“無形的手掌掠過無限的江山”、無形的手掌“粘了”同樣無形的“陰暗”。浪漫主義與象征主義也要創造超現實，但它們主要依靠虛幻夸張的形象。而現代派作品中這種超現實效果主要是通過語言獲得的，強調通過悖論、反諷等反常搭配的運用，使語義在某種獨特語境的作用下拓展或變形，從而達到一種“不合理中之合理”的效果。
作品對主觀的感情，抒情主人公的形象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隱匿，將它們寄于一個生活化的形象與相應動作上，即“殘損的手掌”和以手掌“摸索”。內心的創痛化為殘損的手掌；對祖國的摯愛與對河山淪落的痛惜化為深情的摸索，猶如母親撫摸著孩子，又像孩子愛撫著母親。正是通過這既超越現實又非常生活化的形象和動作，作者與現實之間形成了一種審美距離。當“無形的手掌掠過無限的江山”時，當“我用殘損的手掌輕撫”時，當“我把全部的力量運在手掌”時，都仿佛是一個靈魂從更高的地方觀照，審視著這種苦難、依戀和信念。這樣，詩中就出現了兩個自我：一個自我是廣大的土地上生活的一員，殘酷的戰爭與生活給他一雙殘損的手掌，他是生活的體驗者；另一個自我是我們民族受傷的靈魂，具有普遍性、永恒性，他超越時空，用深邃的目光注視著這歷史的一頁，既看到苦難，也指出希望和力量。仔細體會后一個自我，似乎還能隱隱感到一絲與作者早期作品相通的神秘主義氣息。
中國現代抒情詩大體上可以分為三種抒情方式：浪漫主義（主情主義）、象征主義和現代派。浪漫主義的抒情方式是直抒胸臆，以飽含感情的語句直接撞擊讀者的心胸，如和《我用殘損的手掌》幾乎誕生于同一時期，同樣傳誦一時的高蘭的那首《哭亡女蘇菲》：“你哪里去了呢？我的蘇菲！/去年今日/你還在臺上唱“打走日本出口氣”！/今年今日??！/你的墳頭已是綠草凄迷！……”短短的五行詩里就用了四個感嘆號和一個問號。艾青及其受他影響的七月派詩歌則更多采納了象征主義的抒情方式，賦予某個意象，某種光、色以普遍性內涵。如艾青的“灰黃”的色調，“土地”、“太陽”，以及阿垅的“纖夫”等。要領會其中的意蘊、感情，主要靠讀者的聯想。而現代派的抒情方式，盡管與象征主義有類似之處，也包含了象征的成分，卻更為含蓄，強調通過某種日常經驗的再現，喚起讀者相應的記憶表象，使讀者通過對自己的類似經驗的追憶和體驗，體會到這種經驗背后的感情。這種感情既是作者的，也是讀者的，它并非作者施加于讀者，而是作者以某種日常經驗為媒介，從讀者心中喚起的。這種感情一旦從讀者心中喚起，它就是發自內心的，內在的，深沉的，持久的。
我們不妨將艾青的《雪落在中國的大地上》的中心句“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和“我用殘損的手掌/摸索這廣大的土地”做一比較。前者就是一種象征主義的抒情方式，以大自然的現象象征中國社會的現狀，以自然界的寒冷象征心理的寒冷，讀者通過聯想，眼前會呈現出日寇鐵蹄下的中國生靈涂炭的悲慘景象。而后者呢，在當時的中國，有多少人在抗敵的戰場上，在逃難的道路上，在敵人的監獄里(如作者本人)，在被焚毀的村舍旁，用自己那“沾了血和灰”的殘損的手掌撫摸著自己的親人、戰友、土地和土地上的殘垣斷壁。這兩句詩正是當時中國人普遍經驗的再現，是最具體最細節化的，又是最普遍最抽象的。這兩句詩的語氣十分平靜，而在這平靜的語氣中，卻蘊涵了中國人在這樣的日常經驗背后所飽含的極為豐富、復雜、深厚的感情。中國現代派詩歌追求“華美而有法度”，力圖將西方的新詩學與中國傳統詩學相結合，在強調“親切與暗示”的同時，又要與中國“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的詩歌傳統相通，從這首詩的情感表達效果來看，這個目標得到了實現。
現代派藝術是對現實、人生、自我的更加深刻與獨特的揭示。它同樣也可以成為“批判的武器”，比如畢加索為抗議法西斯暴行而創作的《格爾尼卡》和為和平而作的《和平鴿》。在戴望舒30年代的現代派風格作品中，他所再現的日常經驗或是陰暗的，如《我的記憶》；或是寂寞的，如《獨自的時候》；或是晦澀而詩化的，如《夜》。而當他在《我用殘損的手掌》中寫出了中國人的普遍經驗，從而顯現出強烈的現實性時，不少人就認為他的創作道路轉向了。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這首詩里，作者仍然運用了現代派的抒情方式，而且正是這種抒情方式，使讀者與作者之間，讀者與讀者之間產生了內在情感上的交流與共鳴，從而使這篇作品獲得了巨大而持久的藝術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