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學有很多標準，其中最基本的標準便是，學生進了大學并經過4年的訓練后，能夠成為世界一流的本科畢業生，這是檢驗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學的基本尺度。
■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
在我國，大學生就業是一個非常令人關注的問題。
目前，我國已經開始進入“上中等收入”的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各國常會遇到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即結構性失業矛盾會非常突出。結構性失業和總量失業不同：總量失業是因為經濟增長速度慢，提供的崗位少而導致的失業；而結構性失業則是因為經濟結構的演變、產業結構的發展、社會結構的迅猛變化，人力資源結構的改變和教育結構的改變，適應不了經濟結構發展的迅速變化，進而產生了摩擦。而這樣的摩擦通常是很難解決的。
相比較而言，總量帶來的失業是可以在短期加以解決的，增加幾個工程、項目，增加一些就業機會就可以辦到。而結構性失業則在短期內改變不了，因為它要靠整個教育體系的改革，以及專業、知識、訓練體系的改革才能加以改變，而這種改革需要長期付出代價。社會發展至上中等收入階段，結構性失業加上經濟周期總量增長速度放慢，出現所謂高失業問題，會給社會帶來很大威脅。
在此階段，國民教育逐步提高，結構性失業意味著受教育者的知識結構不適應時代的要求，但作為知識分子的大學生是有政治自覺的，他們給社會帶來的沖擊也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一個大學生畢業后往往承載著全家和家族的希望，如果其畢業找不到工作，不僅是一個人教育失敗或結構性知識的折舊，也是一個家庭和家族的絕望。而這樣的家庭和家族的絕望帶給社會的影響，絕對不能用多少萬個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多大比例的大學生沒有簽約這樣簡單地去描繪。
因此，在我們的轉型期階段，從政府到社會，從中央到地方，從學界到企業界，從教育界到經濟界都應該高度關注失業問題，而且無論怎么樣重視都不過分。
圍繞著當代高科技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怎么樣突破結構矛盾，使得大學生的適應性、通才能力進一步提高，從而提高服務國家社會發展的能力，增加學生就業水準和能力，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而在我國市場服務體系不是很完備的情況下，做成一件事情就要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
我本身是個教育工作者，從1977年來北京大學讀書，之后便沒有離開過北大。從20歲開始，我只干了兩件事：一是讀書，二是教書。我面臨的是永恒的年齡，每年面對的都是18~20歲的年輕人，每年畢業時又要送走一批年輕人。在我看來，新生入學的時候不是秋天，而是春天，家長帶著孩子報到時的憧憬、希望和興奮令人鼓舞，春意盎然。我覺得教育工作者不能辜負學生、社會、家長對我們的期望。
與此同時，目前國家對教育事業十分重視，對國內高校的關心也是空前的。所以，我們更不能愧對政府和社會的關注，應把學生教育成世界一流的大學畢業生，使他們同我國的地位提升、國家發展需求相匹配。
以北京大學為例，目前，北大現有超過1.5萬名在校本科生，超過2.6萬名在校研究生，這其中還有將近1.8萬名博士生。而在這1.5萬名本科生中，1/3的學生畢業后將留學國外；1/3的學生在國內大學繼續攻讀研究生。本科畢業之后參加工作的學生不到1/3。每年畢業的人不多，這也是北大本科生簽約率較高的基本原因。而且近年來，北大本科環節一直沒有太過擴招，每年2000~3000人的本科招生數，使本科生總數始終保持穩定。
在招生人數的控制上，我們意識到，盲目擴招不僅會給學校帶來負擔，對學生也是不負責任的。教育工作者要進一步總結經驗和教訓，提高我們對社會服務的能力和責任。從就業情況來看，現在競爭特別激烈，而解決問題的關鍵就是要把我們的本科畢業生培養成世界一流的大學生，讓我們的學生被世界最好的大學、研究機構和最好的公司接受，被有關部門、國際機構接受。
在國家規定的時間表中，在2020年之前，北京大學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教育部的中長期計劃也提出，到2020年一定要有若干所大學進入世界一流。世界一流大學有很多標準，其中最基本的標準便是，學生進了大學并經過4年的訓練后，能夠成為世界一流的本科畢業生，這是檢驗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學的基本尺度。大學是教育人的地方，一流大學一定要勇于擔當責任，把學生培養好。如果每個大學都能認真提高每個學生的能力，就會克服我們轉型的困難，為真正解決就業問題創造一個堅實的基礎。（本報記者鄭金武采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