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全面發展與個性發展的統一”的方針，提出“樹立人人成才觀念，面向全體學生，促進學生成長成才。樹立多樣化人才觀念，尊重個人選擇，鼓勵個性發展，不拘一格培養人才；”“注重因材施教。關注學生不同特點和個性差異，發展每一個學生的優勢潛能。”突出個性發展，是我國教育指導思想的重大進步。
“德智體美全面發展”是建國以來我國教育方針的基本表達。然而，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教育理論界都對這一方針進行過討論和反思，意識到其存在的問題。將這樣一個人的發展的最高理想、終極目標作為指導學校日常工作的方針，它很容易走偏為要求學生門門優秀的“平均發展”，進而演變為對學生“求全責備”，忽視學生個性和興趣的“平庸發展”，存在忽視因材施教的明顯缺陷。對于為什么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優秀的創造性人才的“錢學森之問”，這是否是教育內在的一個重要原因？新中國前三十年的人才培養，我們可以說受到政治掛帥、政治運動的影響和傷害；但是，1977年恢復高考之后進入大學的一代，也已整體到達了退休年齡，仍然缺乏出類拔萃的優秀人才，不是可以令人反思的嗎？顯而易見，源自蘇聯模式的這種整齊劃一、平均主義、無視個性的教學要求，可以培養出大批合乎規格的有用之才，卻難以造就出真正出類拔萃的優異人才。
也許，我們需要恢復常識，尊重常識。古往今來，不同領域的優秀人才，無不是個性突出，在某一方面有強烈的興趣和優異的發展，而且往往是“偏科”的。用英語或奧數標準不可能選拔奧運冠軍；同樣，用求全責備、門門高分的標準，也難以造就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優秀人才。錢鐘書、梁漱溟、吳晗這樣數學不及格的文科天才，其實具有很大的普遍性；由于對全面發展方針的教條主義態度，使我們至今未能遵循常識去改變我們的評價和選拔標準。
在當前的學校教育中，這一情況并未改變，甚至還在惡化。近年來日益嚴酷的應試教育，對分數的片面追求，高度功利主義的導向，使教育進一步背離了人性、個性和創造性的發展。我們注意到一個現象：無論在藝術界還是科技界，許多少年時獲得國際大獎的“神童”在長大后“消失”了，而當年與他們同臺競技的國外少年有的已經成為大師。因為我們的許多“神童”和“高考狀元”并沒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個性和興趣，只是在家長、學校的“裹脅”下把競賽、獲獎作為考試加分的敲門磚，一旦自己能夠選擇時就放棄了操練多年的技藝，轉向金融貿易等學科。更多的學生在高中畢業、大學畢業甚至研究生畢業時，仍沒有形成自己的個性和興趣，沒有夢想，是一個不知道自己喜歡什么，想做什么、能做什么的“空心人”，于是只能隨波逐流，追逐世俗的功利，考公務員等等。這是一種最普遍的教育失敗，也是一種最大的教育浪費。
今天，我們已經能夠清晰地認識，與計劃經濟體制傾向于塑造整齊劃一的“標準件”不同，市場經濟、知識經濟要求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主動性、創造性。世界各國無不把個性發展列為最重要的教育目標。1989年《法國教育指導法》第一條規定：每個人所享有的接受教育的權利要得到保證，使個性得到發展，有利于個人進入社會和職業生活以及行使公民的權利。2003年3月，日本政府以“培養開拓二十一世紀具有寬闊胸懷和堅定信念的日本國民”為宗旨，提出今后教育將致力于五個目標的實現，居于首位的就是“培養以自我實現為目標的自立人才”。事實上，“個性發展”不僅是與市場經濟、培養創造性人才的目標相契合的教育哲學，也是以人為本、面向每一個學生、鼓勵人人成才的教學原理。近年來，如北京十一學校等校的許多教學改革，就是圍繞這一目標而進行的。
有人會問，難道全面發展就不重要了，它在教育過程中應當居于何種地位？我認為，中小學教育作為一種基礎教育，德、智、體、美、勞、群體合作等等無疑十分重要，我們現在不是重視過分了，而是遠遠不夠，甚至將人格養成、音體美作為“副科”而可以不教。但是，這種綜合素質作為個體發展必不可少的豐富營養和基礎教養，它本身并不是最終目標。今天，我們可以大聲地宣示：教育的真諦和真正目標，就是幫助人的自我認識、自我發現，進而自我實現，“做最好的自己”。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全面發展”是“個性發展”的基礎，“個性發展”是“全面發展”的目標，兩者并不是對立的。這樣理解“全面發展與個性發展的統一”，是不是更為恰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