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歲年關，那些分布在祖國天南地北的教育工作者、專家、學者、教育部門的官員們就會向北京集結，參加民進中央辭舊迎新的一個傳統的對話節目——探討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未來路向。
只是，這個年關稍有不同。中國第一次提出了建設“美麗中國”的構想。“今天你幸福嗎”，便成了這個冬天一句溫暖的問候。于是，來自民進中央、教育部、中國教育學會的專家學者及全國13個省市19位校長等幾十人坐到了麥克風前，檢視和探討中國高中教育改革迫切而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
新課改在轟轟烈烈地推進，而現實的高中教育卻為何依然走不出應試怪圈？高中教育為何仍然苦于無法服務學生個性成長？高中教育究竟怎么了？未來的改革何去何從？
當改革成為時代鏡像的主角時，這些沉重話題背后的聲音，或許在校長們辦學苦惱的反思中能刺破蒼穹，拉直高中教育未來改革的諸多問號。
課程依然塞得滿滿當當，學生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超綱超標教輔泛濫，幾乎控制了中國高中教學，學生難言幸福感——被刪減內容卷土重來學業負擔不減反增
“如果不對我們的課程結構做一些調整，我們的高中教育根本沒有辦法服務于學生的個性成長。”
這是長期奔忙于中國基礎教育一線的校長們的共識。江蘇省無錫市錫山高中校長唐江澎說，現在的高中，課程門類與培養學生創新力、提升學生幸福感的要求相對照，還是顯得過多，學生的負擔變得比預想的要重。以江蘇為例，高一年級開設的13門課，其中11門要接受筆試考試，這些課程滿滿當當排下來，學生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而且由于各省出臺的高考方案對于學生課程選擇進行了一些硬性規定，現在的學生對課程的選擇依然處于被選擇狀態。這樣，學生也就失去了發展個性的依托。
高中教育無法回避的一個現實是，每年，通過高考進入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名牌大學中文系的許多學生不是因為語文成績好進去的，而是以數學特長生身份考上的。
這種現實的背后折射出當前高中教育的辦學困境。“在江蘇，數學滿分160分，學生達不到140分要被這些大學中文系錄取，幾乎不可能，所以像北大這樣的大學，中文系選的學生肯定是班里數學最好的學生。”唐江澎說，“我們應當降低高中必修課的難度，把該深的部分加深，該淺的部分變淺，將公共必修課中騰出更多的空間給選修課，把考中文系的孩子數學成績降下來，使他們多學點古典文學，這樣的人可能將來會是人才。如果學生學得苦，我們沒有辦法一下子改正，起碼要讓他們苦得其所。”
強調機械訓練、學生壓抑個性被動接受，始終是絕大多數高中校長心中一個解不開的結。“我們教師教學方法非常單一，個性被壓抑還是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有效解決。我們今天的課堂，尤其是一些縣市的課堂，日常教學總體上仍是以灌輸為主，學生被動接受，仍以簡單機械的訓練為主，逼著學生去學。”貴州省實驗中學校長劉隆華說：“我們的學生接受了太多毫無意義、深、難、繁的訓練，學生和老師都找不到幸福感，學生學得痛苦，老師教得痛苦。”
這種與高中人才培養定位的現實需求不相匹配的現象，不只是高中公共必修課程本身偏難所致。實際上，前些年，高中教育改革就像“水里的葫蘆”，按下去這只，另一只又浮了上來。一些課程標準和教材中刪掉的偏、難、繁、舊的內容，又重新回到了課堂、學生的教輔書以及作業本上。
最近10多年，高中教育改革從課程內容來說，確實更貼近了生活，貼近了實際，而且課程也嘗試了必修加選修以及增加學生實踐的方式，試圖補齊過去高中教育培養學生綜合素質能力方面的短板。但通過多年在教學一線的實踐和觀察，大連八中校長丁延才發現，高中教育改革的理想和實踐之間還存在不少難題。
“學生負擔重的問題還是沒有得到明顯改善。比如，在增加了新課程的同時，課程里一些原來刪掉的偏、難、繁、舊的內容又被老師補出來了。”丁延才分析說，“不是老師想補進去，而是教材里一些我們認為不重要的內容，最后在高考試卷中出現了。特別是目前各種各樣的教輔資料泛濫，導致學生負擔不減反增。這種狀況如不改革，不但學生缺乏幸福感，創新型人才培養也將舉步維艱。”
記者通過對多地10多所高中學校的隨機調查發現，現在，絕大多數學校的絕大多數教師對于教輔的依賴超過了教材。丁延才認為，在高考指揮棒下，當前高中學校的現實是，教輔材料幾乎控制了高中的整個教學。更讓人擔心的是，教輔材料編制過程幾乎是個真空地帶，都是社會機構在編，編完后通過各種渠道到了老師手中。在琳瑯滿目、超綱超標的教輔面前，老師也沒有了選擇性，“國家或省級權威部門應當統一編制教輔，并且實行一科一教輔。這也是在考試制度改革尚處于探索時期切實減輕學生負擔的一種過渡辦法。”丁延才說。
一個家庭將孩子考上清華、北大視為光宗耀祖，或許無可非議；但一個民族若將民族振興的希望寄托在幾個狀元身上，則是一種悲哀——基礎教育不能再以高考為圓心畫圓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明知不符合教育規律而不得不姑且為之的無奈，是中學校長們的普遍感受。今天，千千萬萬的高中似乎就像是同一片樹葉，不管是示范高中，還是縣中，都是圍繞高考升學榜上的榮譽、名聲和生源生存著。不論是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還是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無一例外。
現行的高中教育體系究竟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已成為中國社會一個沉重的發問。“我們現在對教育的評價只是過多地突出強化教育的社會適應性，而往往忽略了或忽視了教育的社會人文性。”北京市第35中校長朱建民說，“我們評價一所學校，評價一名老師，評價一個學生往往是看這所學校、這名老師和這個學生考入哪所名牌大學或在哪里實現高端就業，而不是以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豐富的個性和良好的價值品質以及服務社會的社會責任感、永不枯竭的創新精神和未來的想象力以及創造力作為評價學校，評價老師和學生的客觀標準。”
有不同的教育質量觀，就會選擇不同的學校發展道路和不同的育人模式。朱建民認為，一個家庭將孩子考上清華、北大視為光宗耀祖，無可非議，但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把民族振興的希望寄托在幾個狀元身上，那就是一種悲哀。作為21世紀的校長，應該跳出教育看教育，回到教育的原點看教育，不能把眼光放在高考的升學率上，而應該思考20年、30年后中國需要什么樣的人，世界需要什么樣的人。“我們的基礎教育不能再以高考為圓心畫圓”。
事實上，一些學校在著眼于學生未來發展、嘗試新的高中教育方式方面，已經有了不少新探索。2010年5月，北京第35中與中國科學院合作創辦科技創新班。北京35中和中科院為科技班學生量身定制了一套課程，包括國家基礎必修課程、綜合選修課程以及學生社團課程和綜合實踐活動課程。其中，中科院科學家們設計的基礎興趣拓展課程，包括自然科學、高科技和環境科學等四大領域、172個課程單元。從高一起，學生就經常走進中科院實驗室、基地進行科學考察或由中科院專家到學校，每周上半天課，開拓學生視野。對于研究型課程，由中科院專家給學生提供一些研究方向，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潛質自主選課。學生在一年半的時間內，根據導師的指導，要獨立完成一項研究課題。
去年10月，北京35中還成立了北京市第一個青少年科技創新學院，并在中科院幫助下建立生命科學、空間科學、云計算、計算數學和材料化學等6個實驗室?，F在，這6個實驗室不只是面向北京35中，也不僅面向西城區，而是面向北京市所有有特長、有潛質的學生，實行從小學、初中、高中到大學一條龍式的跨校、跨學段、跨學科聯合培養。
與全國大多數高中校長的擔憂相似，實際上，在實驗之初，朱建民也有過不少憂慮。2011年，朱建民曾給國務委員劉延東寫過一封關于高考制度改革的信。信中，朱建民表達了這樣的擔心：我們科技班學生學了那么多科技課程，用了那么多時間和精力開展課題研究，但如果高考不考，這些孩子勢必會受到影響。
時間給了朱建民最好的回答。據統計，北京35中科技班65名學生中，目前已完成中科院15個國家級課題，2/3的學生以學校推薦的方式被高校納入自主招生范圍。
如果從升學的角度評價，科技班的實驗思路無疑是成功的。但問題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并非所有高中學校都有推進這種實驗的條件和基礎，他們更多的還是寄望于招生制度改革。
“只要稍有點良知的校長，其實都想安安靜靜辦教育，但現實有時候讓我們根本無法安安靜靜辦教育。”西南某省一所省管名校校長說，經費的捉襟見肘有時候讓他有種“逼良為娼”的感覺。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2010年，學校教職員工發工資需要1500多萬元，省財政劃撥的所有經費剛過1000萬元，500多萬元的工資缺口，只能靠校長自己去找。
校長能從哪里找來錢？只有突破一些規定，私下超規模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