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土地上，旦復旦兮
2010年12月17日，寧夏西吉縣三合村三合中學的教師宿舍。凌晨3點多，復旦大學研究生支教隊隊長申宸醒了。昨晚他忘了在房內生爐子。屋子里不知何故停了電，沒有燈光。申宸摸到一只水壺，一個臉盆。他往臉盆里倒水，水從盆里“彈”了一些回來，濺到他身上。他摸了摸盆底，前一夜留在盆中的水已經結了冰。
屋外是連綿的黃土地，以及層層黃土地堆成的梯田。三合中學就坐落在幾片梯田環繞著的一小塊平地上。站在黃土坡上，人一眼就能望見三合中學：兩座教學樓立在一小片平房中間。
這是這個4人支教小分隊來這里的第五個月。如果不是因為屋內太冷，申宸應該像往常一樣在6點半起床，起床后他會和同伴去學校唯一的一個水龍頭那里接水，然后把水用扁擔挑回宿舍。
這個全校唯一的水龍頭，由村里唯一一座水塔供水。水塔是在2008年由復旦大學第十批支教團建起的。在那之前，最初幾批支教團的成員們需要從水槽中接蓄積的雨水以供日常生活。
1998年，團中央啟動“中國青年志愿者扶貧接力計劃研究生支教團”志愿服務項目，次年9月，復旦大學第一批研究生支教團5名成員來到了寧夏西吉。西吉縣位于寧夏南部山區，屬國定貧困縣，那里少數民族聚居，自然條件惡劣，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稱為“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
2000年7月，第二批支教團的6個成員踏上了前往西吉的路途。這之后，學校每年都會組織一個志愿者團隊到寧夏西吉縣支教：三合中學、將臺中學、王民中學、平峰中學……黃土地上一年年疊印著復旦的痕跡。
申宸他們是復旦派往西吉的第十二批支教團。這個支教團中的17個成員，都是剛剛本科畢業的學生。如果沒有來寧夏，他們此刻正與同齡人一樣，走在讀研、出國或者工作的道路上。
但在這里，他們經歷了另一種生活。
申宸他們回校后，又一批支教團來到了這片土地，隊長顧皓卿就住一年前申宸住的那個屋子。屋子的門前有一棵百年老槐，支教期間，顧皓卿每天都會給槐樹拍一張照片，一年過去，拍下的照片連綴成了一圈輪回的注腳。
現在顧皓卿也回到了復旦，新一任隊長王冕住進了從前顧皓卿住的那個房間。門口的老槐也開始了一季新的榮枯。
“整個被學生占據了”
王冕最近在班里發了一次火，起因是他班上的一些同學學習態度不認真。過后，班里成績比較好的幾個女生單獨給他寫了封信，里頭說，“老師你別生氣，你是為我們好我們知道，但是我們這里的孩子笨，跟你們上海的孩子不一樣。你千萬別氣壞了身子。”王冕看完信，在上頭回了一句：“沒有笨學生，只有差老師。”在西吉，隊員們首先要完成的就是從“學生”到“老師”的心理轉變。第一次做老師，很多隊員的內心是忐忑的。“學生有多少個？每個人都長什么樣子？穿什么衣服？他們會不會討厭我？會不會喜歡我？”這是第三批支教隊員之一趙路平在日記里留下的初次上課時的心情。很快，支教隊員們就開始面對新的身份所帶來的新的挑戰——就像此前一屆又一屆支教團那樣。
第三批支教團成員趙路平當年教的是高三兩個班的英語。期中考試時，她教的兩個班里只有一個同學英語及格，她只能從最簡單的單詞、語法開始講起。申宸在三合中學教的也是英語。每天早上他先帶學生早讀，之后給學生上課。他帶兩個初一的班，一共99名學生。第一天，他想了解學生的英語基礎，就讓他們默寫26個字母。班里一大半的同學低著頭沒動筆，而交上來的寥寥幾張默寫紙上，有的字母還被標著音調。
后來申宸去家訪，有兩個孩子告訴他，念小學的時候學校里沒有英語老師，他們的校長騎著摩托車到縣城讓自己的女兒教他字母，想自己學會了再來教學生。學完A、B、C、D、E，校長匆匆趕回來，結果一下摩托車，發現自己把五個字母全忘了。“要是在支教以前聽到這個故事，我一定會覺得那是假的。但在那里，我知道它是真的。”
顧皓卿給他班上的同學做數學摸底測試，發現有的同學甚至分不清加法和乘法。“孩子們說，以前在小學里學乘法時，老師直接把兩個乘法運算式寫在黑板上，讓他們每個人抄十遍。”支教隊員給同學們講課，出題目，解答各種疑惑。他們住的屋子里有一張床，兩張辦公桌。他們每天就在辦公桌上批作業，備課，出試卷，改試卷。
教學的阻力不僅來自孩子們的薄弱基礎，還來自孩子們對學習的抗拒。“一些孩子不愿意做作業。”盧杉說。“遇上特別調皮的孩子，有的支教隊員會被氣到哭。”隊員們嘗試感化班上的孩子。“我們讓他們看看外面天有多冷，告訴他們，這個時候他們的父母還在辛苦種田，為了供他們讀書。”對于那些實在不聽話的同學，支教隊員也會采取“簡單粗暴”的方式。“我們會拿戒尺打他們的手心，有的隊員打完學生自己哭了”。支教隊員劉艷波說。
幾個支教隊員聚在一塊兒的時候，也會分享彼此的教學煩惱。“我們互相‘吐槽’，講自己遇到的事兒，幫別的隊員分析學生的情況，互相安慰。”“我的生活整個被學生占據了，腦子里只有學生。”盧杉說。這和當年趙路平說過的那句“我的喜怒哀樂都和學生們聯系在一起了”不謀而合。“我覺得教書是支教隊員最應該做好的事。”申宸覺得支教隊員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把學生們薄弱的基礎給補扎實，并且教會他們更多東西、打開他們的眼界。
西吉的味道
去支教以前，盧杉還不會燒飯，但支教期間，隊員們常常得自己下廚。下廚次數多了也就有了經驗，盧杉說每個隊員都有自己的拿手菜，而她自己的拿手菜是“干焙洋芋絲”。“把洋芋也就是土豆切成絲，在鍋里多放點油，把土豆絲倒鍋里炸一下，過會兒翻一面再炸一下，就行了。”在這個被稱為“土豆之鄉”的地方，支教隊員們吃到最多的就是土豆。“我們每天吃的不是土豆丁、土豆絲、土豆塊，就是土豆片、土豆條、土豆泥，家里人問我平常吃什么，我們開玩笑地說：‘除了土豆就是洋山芋，除了洋山芋就是馬鈴薯。’”第一批支教隊成員劉惜唇這樣寫道。盧杉的家里把香腸和肉腌制以后密封起來，給支教隊員寄了過去，給他們加菜。老的支教隊員偶爾也會寄一些肉過來。
每兩周，分布于不同學校的支教隊員們上一次縣城，到小飯館里聚個餐，買點肉，洗個熱水澡，給支教生活增加一絲點綴。但更多時候，支教隊員們還是得日復一日咀嚼“土豆、洋芋、馬鈴薯”，日復一日咀嚼西吉的味道。這味道不只藏在土豆里，還藏在那些冰里，雪里，土里，風沙里。
第一批支教隊成員之一崔倩在手記里寫道：“12月份一個周末的晚上……屋外是漫天的大雪，水池里的蓄水已經結了厚厚的3層冰，到晚上10點鐘的時候，大家嘴唇開始發白，頭發暈，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時他們沒有水龍頭，冬天要去蓄水池鑿冰取水。等到他們取好水，幾人的頭上、手上“全都結了冰”。
又是一年冬天，申宸上縣城，手里拿著一瓶水。走了一段路，他發現瓶里裝的已經變成了冰。“在西吉第一次體會到什么叫‘風像刀一樣刮在臉上’。”申宸說他臉上的皮膚都皴成一小塊一小塊的了。比起冬天的寒冷，伴隨著西吉一年四季的干旱，更加沖擊支教隊員的感官。“洶涌澎湃的大河在這里都無奈地變成了絲絲涓流，甚至塊塊泥土。”崔倩在手記里寫道。
這個當年曾作為紅軍長征最后一站的地方，氣候條件惡劣，春天的時候經常有沙塵暴。“過了年回到西吉，打開鎖了一個多月的門，撲面而來的是一股塵土的味道，地上、桌上、床上……所有的地方都覆蓋了一層細細的黃沙，一切都有一種被塵封起來的感覺。”趙路平在《西吉的風沙雪月》里這樣寫道。
一些支教隊員吃不消，身體出了狀況。潘惜唇剛來的時候出現了胸悶、流鼻血的反應。盧杉在支教時得了胃炎，吃了一個月的藥——她的一個隊友得了重感冒，每天掛7個小時的吊針。而劉艷波在支教的最后幾個月里得了慢性咽喉炎，到現在刷牙時還會干嘔。
沒有人選擇離去。用盧杉的話來說，“為了這點事兒回去太不值得了。”還有些畫面，與那些黃土風沙，酸甜苦辣一起，留在支教隊員的腦海里經久不去。
2000年中秋，第二批支教隊員們晚自習后回到宿舍。“幾只小猴子偷偷摸摸敲門，開門后好幾個袋子湊到面前，進門后一樣樣把饃、梨放好，接著沖我們傻笑。興起發令要求他們唱支歌。一陣悉悉嗦嗦商量之后，有人起了頭‘么有花香，么有樹高……’”，那晚的笛聲，和那“大而圓的月亮”一起，留在了隊員的記憶里。
“有一次團委慰問團來慰問，學生們跳起了支教隊員們教的街舞，當時就覺得黃土地上多了一份靈動的現代色彩，漂亮又壯觀。”申宸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