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已經被無數的人解讀過了.對于他，至于我，還有再談論的必要和可能嗎？但名人們早已說過，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既然如此，我就說一下我眼中的司馬遷吧。士人在專制體制下的生存困境
第三段一開始，司馬遷便以無比清醒、無比悲哀的語氣，寫出了象他這么一個人在專制體制中的地位。那就是，活著不過是“倡優所蓄，流俗之所輕”；死后也不過是“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如果不是經歷了人生的奇恥大辱——腐刑，他是不會有如此這般決絕的表達的。正是這一奇恥大辱，震醒了司馬遷，讓他看清了“主上”以及封建專制體制的殘忍本質，讓他看清了“推賢進士”效忠皇帝的愚妄。這一決絕的表達，實際上表達的是對封建專制最深刻的絕望，是在精神上與封建王朝最徹底的決裂。正是因為有了這決裂，司馬遷才實現了精神上的超越，而《史記》也因此有了后來史書所不具有的精神品格。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捶楚受辱，其次剔毛發、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肌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這段文字是最不忍卒讀的！這種書寫對于司馬遷來說，是回憶，更是一種精神的酷刑。仿佛可以看到漢武帝那冷峻的臉色；隨著一聲令下，武士們一擁而上；司馬遷被五花大綁；司馬遷在“捶楚”下輾轉呻吟；最后是那黑沉沉的蠶室中，那一聲慘烈而沉悶的哀吼......
司馬遷的悲哀是難以想象的，理性地說，他的悲哀可以分為三個層次。首先，腐刑對于他來說，是種性別上的傷害，是對他性別尊嚴的傷害。男女兩性，不管是哪種性別，都有自身的性別尊嚴，而在封建時代，男性的性別尊嚴尤其敏感。更何況司馬遷身為太史令，在他所處的社會中，他應該算個有地位，有臉面的男性。性別尊嚴受到傷害，對他而言，痛苦加倍。其次，司馬遷世代為漢家臣子，他對漢王朝的忠誠應該是無庸置疑的，懷抱著一顆赤誠的忠心向皇帝進言，卻換來這么一個充滿羞辱的致命傷害，他內心所感受到的悲哀是可想而知的。至于說身體上的疼痛，也許還是最次要的。
司馬遷盡管有如此濃重的悲哀，但他沒有僅僅沉溺于個人的悲劇，他的歷史學素養給了他深邃的歷史眼光，讓他從自身的遭遇，看到了更多更高地位的人與他類似的遭遇，“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更進一步，他看清了在專制體制下，士人這整個階層的處境和命運。不管是象司馬遷一樣的普通官吏，還是王侯將相，一律處在專制皇權的恐怖統治下，隨時有可能受辱，或受死，概莫能外。司馬遷還寫到了氣節，但氣節又有什么用呢？士人的氣節在皇權面前不堪一擊，任何高貴的人格，高尚的氣節都只能匍匐在皇權的腳下，惶恐無地。氣節的唯一作用是讓士人在“侮辱”臨身之前有自殺的勇氣，讓士人用死亡反抗或者說逃避“侮辱”。因為這“侮辱”是來自皇權，來自朝廷的，士人根本沒有抗拒的可能......“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阱之中，搖尾而求食”，士人就象那猛虎，在其位時，或為太史令，或為“王侯將相”，甚至“聲聞鄰國”，而一旦“幽于圜墻之中，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吏則心惕息”，“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
受辱，還是受死？
受辱，還是受死？在專制時代,這實在是個難以回避的問題。直面這個問題的，司馬遷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現在，輪到他了。在第四段中，司馬遷討論了這個問題，他的討論體現出了他對人生三個層次的理解，以及他在這三個層次之間的掙扎與選擇。“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這是第一個層次，在這個層次中，重視的是生命，是希望好好地活著，這是人生的基本層次。但這個層次很容易就會面臨挑戰。當個人的尊嚴面臨挑戰，有喪失的危險，必須用生命去維護時，個人怎么辦？司馬遷說，“至激于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他還說，“仆雖怯懦，欲茍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這就是第二個層次。在這個層次中，重視的是尊嚴，如果尊嚴受辱，寧愿放棄生命。但如果司馬遷僅僅停留在這個層次上，他的做法就是憤而“引決”了，那就意味著《史記》事業的半途而廢了。所以說，這個層次解決不了司馬遷的問題。他最終還是選擇了“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選擇了受辱，選擇了放棄尊嚴。他選擇受辱的原因很清楚，“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這就是司馬遷選擇的層次，第三個層次。在這個層次中，重視的是人生價值，如果為了追求價值的實現，寧愿放棄尊嚴，承受侮辱。這就是人生的三個層次，在這三個層次中，人們重視的依次是生命、尊嚴、價值。我們可以想象，從一個民族的整體來看，某個個人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他的尊嚴也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當他創造了真正的價值，他才可能進入這個民族的集體記憶中，成為這個民族歷史上不朽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價值層次是人的最高層次。司馬遷經過了痛苦的掙扎和抉擇，達到了人生的最高層次。
超越
當司馬遷為了自己的人生價值，選擇了放棄尊嚴時，他達到了人生的最高層次，實現了人生的超越。但他同時說自己是“自沉溺縲紲之辱”，是“幽于糞土之中”，這說明他心中還是有深深的恥辱感的。于是，歷史學的素養又讓他把眼光投向了古代。到了第五段，司馬遷又列舉了一些歷史人物，這些人物與第三段中所列舉的有明顯不同。第三段所列舉的人物是“王侯將相”，而這個段落列舉的是“圣賢”。這些“圣賢”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曾經遭受了人生的困厄甚至侮辱的。從人生追求的層次看，從個人的成就看，從對中華民族的長遠影響看，顯然，“圣賢”處在更高的境界。從“王侯將相”到“圣賢”，司馬遷看到了人在精神上所能達到的高度，以及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對自己所屬處境的超越。“圣賢”們的言行境界，對志在高遠而心存屈辱的司馬遷來說，起到了精神航標的作用。因而，司馬遷在這個段落中列舉先賢，實際上就有了自我期許的含義。甚至可以這樣說，“圣賢“之路就是司馬遷之路，“圣賢”的追求就是司馬遷的追求。
如果說第三段是表現了司馬遷的悲哀與清醒，第四段就是表現了他無比痛苦之下的無比決心，而到了第五段，通過對先賢行跡的追述，所表現的就是司馬遷高遠的追求了。到了第六段，這種高遠的追求已經成為現實，司馬遷的語氣中甚至有了一些豪邁慷慨的味道。
我們可以想見，當司馬遷說到“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時，我們感覺不到充滿司馬遷內心中的成就感嗎？當說到“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時候，他還是大漢王朝那個卑微的被施以腐刑的太史令嗎？當說了“仆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債，雖萬被戮，豈有悔哉？”之后，這樣的一個人，世間還有什么樣的遭遇，能夠侮辱得了他嗎？
可以這樣說，腐刑讓司馬遷與封建王朝決裂，“圣賢“們為他指出了道路和所要達到的高度，而《史記》的完成真正讓司馬遷實現了精神上超越。他成為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思想巨人，精神巨人，藝術巨人！
不能超越
超越，只能是發生在思想世界和精神世界；而人，總是生活在物質的現實世界里。到了第七段，他又回到了現實，而一回到現實，他就依然是那個叫司馬遷的太史令，或者說——中書令。腐刑的屈辱一刻也沒有放過他，“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這種痛苦將會陪伴他終生，至死方休，“雖累百世，垢彌甚耳！”這種痛苦只能遺忘，不能超越。
結論
所以，可以說，當司馬遷沉浸在《史記》的構思和寫作中時，他的目光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逡巡，他的精神超越了他臣子的身份；而當他回到現實時，他又成了那個王朝里一個普通的官吏。這，就是司馬遷的雙重生活。
我們還可以把司馬遷與后來的一些文學大家相比，可以發現，能真正實現精神的超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偉大如杜甫、白居易、蘇軾，在他們的詩文中也在自覺地恪守著臣格，恪守著對某個王朝的忠誠。從這個意義上說，《史記》真可以說是“史家之絕唱”了，而這個“絕”當然是“斷絕”的“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