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之差異，可能在中國表現得是最明顯的。同樣是一個20歲前后的年輕人，如果考入的是一所綜合性學校，那從某種角度講，他的人生尚未真正開始，因為他還要面臨眾多選擇。而如果考入的是一所專業非常明確的學校，那么，這個年輕人的人生已經早早開始了。對于眾多后者來說，從進入校門那天起，今后選擇的余地就已經不大寬泛了，這也許限制他們的想象，但卻培養了他們的現實、踏實與執著。
1978年3月，過完23歲生日的郝長江來到了北京化工學院。可能是由于首次恢復高考的匆忙，在細節上存在許多疏漏，他同他的許多同學一樣，考入了這個沒有出現在自己志愿上的大學。當時的郝長江不知化工為何物，也肯定沒有想到，從此他的人生就與“化工”二字密不可分了。
反哺教育
郝長江在大學里學習不錯，他珍藏的成績冊顯示，所有18門考試科目最低分數為86分。作為一個77級的學生，剛一畢業留校他就輔導79級、80級本科生高分子物理課程教學，80級本科生塑料模具設計課程，主講分校81級本科生高分子物理課程，還擔任高分子物理教學實驗室主任。
1984年6月，郝長江調到化工部教育司工作。很快他就發現自己“大權在握”——當時全國有130余所高校設有化工類專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些專業的教材都要由化工部來組織編寫，實際工作則落在郝長江身上。當時那種干法，首先是慢。為了一本書，需要征求幾十所高校的意見，還要開至少兩次專題會議。他忙乎了兩年，才審定了兩本教材。其次是人情因素多，為了能讓自己的書列為教材，許多人都到郝長江那里為自己游說。“當時我只是一個小兵”，郝長江這樣說。
北化培養出來的人都是專業技術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講求質量和效率，愿意把工作干得好一些，快一些，而對權力則看得很淡。這個文化因素融化在郝長江的人格中。所以，面對教材出版時過于集中的權力，他表現出的不是得意而是惶恐：“平均一年一本教材，哪能滿足高校對教材的急需呀？再說，搞教材建設是件專業性極強的事，即使是專家，也只精通其本專業的內容，沒人能窮盡化工。我不是專家，之所以這些事情由我來拍板，僅僅是因為我站在了這個位置上。”
如何將工作做好而又不濫用權力？郝長江想出了一個辦法：把全國高?；ゎ悓I中的精英組織起來，由他們定教學基本要求，定教材選題，甚至搞將來的教學評估。在得到處長、司長直至部長的同意后，由他提出的設想也由他來付諸實施了。從１９８６年起，化工原理課程、化學工程專業、化工機械專業、化工自動化專業、化工工藝類專業、高分子類專業六個教學指導委員會先后成立。被組織起來的教授們非常高興，干勁十足地討論基本教學文件、評選編纂教材、組織教學評估。此時的郝長江，從決策者變為了組織者。從臺前退到了幕后。
兩年之后，國家各部委都開始推廣出自化工部的教學業務建設專家體系這一經驗。
這個工作持續了１０年。教學指導委員會中來自各校的１００多位教授通過有序的創造性工作，徹底填平了十年動亂在高校教學業務建設上留下的空白，留下了一大批被今日學子視為經典的化工教材。
二十年后的一個秋日，窗外細雨如織，有兩個人坐在六鋪炕——原化工部舊址——的辦公室中，談及此事，郝長江依然開懷：“那是我這輩子最得意的一件事情。”大權在握時他不得意，權力分解出去后他得意了。為什么？難道又要歸結于所謂的高尚情操？我們寧愿找出另外的理由——改革開放后，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從法制化、民主化的進程中得到樂趣。法制化、民主化推動著中國前進，其所蘊涵的樂趣則吸引著人們朝這個方向走。
將權力以一種合理的配置分解出去，實際上是對當時政治體制不合理的權力體系進行的一個彌補。當時的郝長江肯定沒有那么成熟的政治理念，他只是秉承了北化的文化，在與現實的互動中一步步走下去。那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年代。
另辟窗口
機關工作可以做得比較悠閑，也可以做得很忙，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人的態度。郝長江工作很忙。他說：“沒辦法不忙。我是學工的，學校沒教會我瀟灑，只教我盡全力做好每一件具體的事。” 在化工部的16年間，他干了很多具體的事，除了教學業務建設工作外，還寫了許多會議報告、文件、領導講話稿，執筆和主持了全國化工教育“七五”、“八五”、“九五”發展規劃；考核選拔部屬高校領導干部，配齊全部10所高校領導班子；組建全國化工高等教育學會、中國化工教育協會。
因為整日地忙，再加上較強的組織能力，使他的工作責任不斷加重。在他進入化工部的第9年，也就是1993年，被破格提拔為人事教育司副司長，成為當時部機關最年輕的司局級干部。同樣由于整日地忙，找不到整段的學習時間，使他無法滿足在學校就形成的不斷超越自己的愿望。為此他一直耿耿于懷。
1998年，化工部撤消，組建石化局。大會上宣布，新的國家石化局共有18個司局級崗位，郝長江位列其中。當時部里有約70名司局級干部，所以有些人羨慕他?？烧l知郝長江此時正在羨慕別人。按當時的政策，鼓勵機關的年輕人作為分流人員進入高校深造。為此，已不年輕的他找到時任國家石化局局長的李勇武深談，堅定地提出放棄任命、去分流學習的要求。得到批準后，他又做出了一個多少有點令人不解的選擇：他沒有選擇去學當時很熱的MBA，而是去北京外國語大學學習英語。學前者得到的是一個碩士學位，學后者只能得到一個大專文憑。
對此，他的解釋是：脫產兩年去學習，是他這輩子的第一次，肯定也是最后一次。MBA學位固然令人艷羨，但在經歷了十多年機關生涯后，此時最需要的是重新激活自己。他認為，憑他多年的工作經歷和在學校練就的學習能力，凡是沾中文邊的都能很容易學會，而英語必須通過集中的學習才能掌握。而且，也只有通過學習英語這樣一個來不得半點取巧的途徑，才能使他找回當年在大學學習的感覺，從而達到激活自己的目的。結果，他成了那個班上級別最高、年齡最大、英文基礎最差的學生。
腳踏實地是北化文化一個組成部分，同時北化的文化也有直面挑戰的因素。兩年后，郝長江的成績在全班名列前茅。當然，更重要的是，他被學習重新激活了。他在學習總結中躊躇滿志地寫道：“在43歲的高齡開始學外語，而且學得不比年輕人差。我終于找回了剛出大學校門時的感覺，可以去應對任何挑戰了!”
在隨后的工作中，郝長江又為自己的這段學習感到得意了：在與拜耳、巴斯夫等化工跨國巨頭的交往中，他可以用英語進行交流，為他的單位創造新的機遇。在互聯網上他可以隨時接受大量的英文信息，打開了工作的另一扇窗口。英語的掌握，也有助于在自己的頭腦中形成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理念。這在他后來在《中國化工報》的工作中體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