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期間，教育部主要領導在回應媒體追問時宣布，隨遷子女學籍地高考方案正在研究制定中，并承諾于今年上半年出臺方案。然而，上半年早已過去，異地高考方案卻千呼萬喚不出來。面對北京的隨遷子女家長持續追問，教育部副部長曾透露，有關方案已經獲得國務院批準，引來眾人翹首期待；但又過一陣子，教育部工作人員出來“辟謠”，將說法更正為方案“一經國務院批準，將適時發布”，讓全國各地隨遷子女家庭再次陷于遙遙無期的等待中。異地高考方案的制定翻來覆去、一波三折，現在不禁令人懷疑它是否已經胎死腹中。
隨遷子女高考問題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尤其是高等教育資源集中的發達省市必然以各種理由抵制，因而方案“難產”并不奇怪。但是異地高考方案事關全國成千上萬隨遷子女的去留和命運，不能因為少數幾個省市的既得利益阻礙就束之高閣。如果各地政府及教育部門出于既得利益的考慮而不能被指望積極作為，那么主管全國教育行政的教育部至少應該言而有信，不應被地方既得利益綁架。然而，在異地高考方案采用“關門”立法、外界對方案進展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方案決策者很容易在強大的地方壓力面前讓步，而放棄制定公平教育政策的基本職守。
毋庸置疑，一個文明國家的基本決策應該服從公義和理性。如果各人都放利而行，凡是對自己有利的就支持、不利的就反對，那么就沒有是非，更不可能繁榮。如果隨遷子女在學籍地高考的基本權利都得不到承認，那么中國教育就很難會在一個保障公平競爭的環境下把共同的注意力投向整體教育質量的提升。其實在相互歧視的環境下，且不說長期生活在不安和焦慮中的隨遷子女，即便是發達省市的既得利益家庭又能接受什么質量的教育呢？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如果不能主持正義、維持公道，任由各類教育亂象叢生，又如何面對全國每一個被劣質教育貽誤的青少年和含辛茹苦的家長？“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隨遷子女學籍地高考及就地錄取本來是公共領域的政策議題，其正當性已在公開討論中充分確立。雖然現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也提出過不同版本的反對理由，但這些理由是經不起公共理性檢驗的。迄今為止，異地高考的反對者只是表達了既得利益受到挑戰之后的本能反應，并沒有提出任何擺得上桌面的理由。譬如有人擔心允許異地高考會加劇“高考移民”，卻絕口不提“高考移民”正是發達省市招生與考試特權的自然產物。一方面要維持各種教育特權，另一方面又怕吸引更多的人來分享這些特權，所以要繼續維持對隨遷子女的歧視——— 這種“理由”能成立嗎？當然，放開異地高考可能確實會對一些發達省市的教育資源乃至人口容量等方面產生長遠影響。如果某些地方一時確有困難、需要時間調整，那么就應該公開提出切實的理由并接受全社會檢驗。在反對理由不公開、各方立場不明朗的情況下，地方既得利益很容易在暗中施壓并迫使異地高考方案流產。
異地高考方案需要開門立法，因為只有過程公開才能保證中國教育決策為經過社會檢驗的正當理由所主導，而不淪落為既得利益私下角力的犧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