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公允能 日新月異——重慶市南開中學校訓
校訓釋義（申泮 文）南開校訓是南開學校創辦人嚴修(范孫)先生和老校長張伯苓先生于本世紀20年代前后共同制定的。按照他們的教育思想,辦新學校的宗旨不同于辦舊學,他們認為辦新教育的宗旨是要培養人才，為社會謀進步，為公眾謀福利。張伯苓在1944年總結他辦學四十年的回顧文章中寫到“……苓追隨嚴范孫先生，倡導教育救國。創辦南開學校，其消極目的在矯正民族五病(按:五病指愚、弱、貧、散、私,作者注)；其積極目的，為培養建國人才，以雪國恥,以圖自強”。所以嚴張辦學思想總之是以為國家謀富強、為人民謀福利為宗旨。校訓就是從此出發而制定的南開學校教育方針。
“允”字是承諾的意思，對受教育者來說也可理解為“要求”。這里的”公”，從嚴張的教育思想出發，與之相對應的集體當然是國家、人民大眾和與之相聯系的事業。另外“公”又是對矯正五病中的“私”而言的。所以“允公”應解釋為要求受教育者愛祖國，愛人民、愛事業(具體到教育事業,即要求南開學子熱愛母校，維護校風校譽，作者注)、大公無私、—心為公，在學習和工作中強調無私奉獻精神。
張伯苓指出：“教育—事，非獨使學生讀書習字而已，尤要造就完全人格，德智體不可偏廢”(1914年4月在修身課上對學生的演講)。他又指出：“辦學之目的，在信學以致用，學以醫愚，學以救國、救世界”(1916年1月在修身課上對學生的演講)。他在1917年學生畢業典禮上對學生講演說：“今日正值諸生立志之時，無論各具何長，要皆能發揚昌大，以備國家干城之選…… 望各立而志，急圖自新”，(這段講演詞為周恩來所記錄)。在此演說中他還指出：“學校正如一小試驗場，場內人皆有信心，具改造社會之能力，將來進入社會改造國家，必有成效”。所以可見，張伯苓主張培養出來的人才，不是獨善其身的白面書生，而是要培養有改造國家改造社會為人民謀福利的能力之“干才”。這一點是張伯苓在教育主張上獨特不同于與他同時代的我國其他諸教育家之處，縱觀當時各類學校的校訓,除南開學校外，無一在校訓中提出以“能”為主要要求的。這也是張伯苓教育思想之卓越超群，不同凡響之處。所以“允能”者，是要求受教育者理論系實際，學以致用，培養工作能力，努力方向是鍛煉救國自強能力和精神。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求受教育者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本領。
“日新月異”的意義就極明顯清楚了，即要求受教育者有強烈之進取精神。張伯苓在1916年9月在給學生所作的題為“打破保守，努力進取，建設新中國”演講中說到：“吾校與他校較，各校中有進取者焉，有保守者焉。吾校進取者也。即以各校各項 競爭而論：吾校所得結果如何，汝等之所共知也。此即進取之效力也。推而至于國家亦何不莫然，故欲強中國，非打破保守、改持進取不可也。”他在演講中又指出：“進取之說自古有之，《易經》曰：‘天行建,君子以自強不息’，彼之所謂天行建者，乃指晝夜相承，春秋代繼，無時或已，長此不怠而言也”。很顯然這就是“日新月異”的原始出處。用今天的話來解釋，就是受教育者的時代使命，是不斷改革、不斷前進、自強不息、永攀高峰，面向祖國、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奮勇走在世界發展大潮的前沿，為建設繁榮富強的偉大祖國而奮進。
依此校訓和嚴張的辦學實踐，校友總結之稱南開的教育為“公能教育”，它形成于本世紀的20-30年代。嚴張的教育思想有遠見卓識，超越時空，其主張與我們今天黨的教育方針對受教育者的要求若合符契。但我們不要忘記，嚴張二位教育先行者是舊中國時代的人，囿于時代局限和階級局限，他們不可能懂得社會主義，不會懂得社會主義的革命思想和要求，這是無法求全責備的。但我們今天在南開學校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應該知道，我們是在社會主義務件下采用了南開的老校訓的，一方面是尊重歷史唯物主義，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繼承和發展南開教育優良傳統；另一方面是加入社會主義因素，要求受教育者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偉大社會主義祖國而奮斗不息。愿以此簡單釋文與全體南開人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