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英語教育極大的工具性與功利性已越來越支配中國的英語教育觀念與實踐，使得英語教育的人文價值處于危機之中，其文化意義與人文精神逐漸被遺忘，從而失去了自身應有的獨立性與尊嚴。
英語教育過于突出技能訓練
綜觀我國英語教育現狀，由于各種考核和評價體系的導向以及“英語是通向世界的橋梁”的定位，使得師生往往專注于詞匯、語法等語言知識的講和學，專注于聽說讀寫譯這些基本技能的訓練，而淡化了包括中國民族文化在內的中外文化教育，忽視了深層次的中外文化熏陶，對教育過程中所包含的思想與情感態度等人文性的內涵重視不足，或者說不知該如何重視。實際上，這種橋梁功能只是英語教育的表層功能，屬于技術理性上的“技”層面；而英語教育的終極目標是屬于更高層次的人文理性上的“道”層面。英語教育應該兼具工具理性與人文精神。英語技能的訓練作為一定文化條件下的必須活動，是基于社會的現實性和社會的各種制約，即學生要么升學要么就業，最終需要被社會認同，然后獲取某種程度上的物質需要和心理需要。英語技能的訓練盡管有其必要性，但其行為活動本身不等同于文化成人的目的，必須在這個過程中負載使學生成“人”的意義，要關注學生的技能訓練的生命存在及其優化，不斷擴展他們的生命價值和人生意義。
工具理性是人文精神的一個層面，只有從英語教育的人文精神高度來看，我們對如何利用和掌握其工具性才能找到更有效的方式與手段。同時，英語教育的人文精神又不能獨立于它的工具理性而存在，因為英語教育中的人文性內容的傳遞和表達只有與基礎的文化知識和基本技能的訓練相結合，借助于語言理論這個平臺，在聽說讀寫譯等工具性教育中增添富含“情感態度、價值觀念”的人文性的內涵教育，英語教育過程才是完整的與統一的。
語言教育必須彰顯文化性格
彰顯英語教育文化性格絕非易事，必須從根本上對英語教育現狀進行認真的反思，從文化與人互動的角度探討彰顯英語教育文化性格的路徑。
其一，英語教育的理念應當是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教育傳播是一項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特定傳播，是一個由時間、空間、知識組成的三維立體空間。交流則是利用我們的生理機能來傳遞與表達我們的意見、情感和思想，使人與人、文化與文化間相互取得了解的過程。異質文化間的傳播與交流成為可能，是由于一個人要加入到其他人的行列中，他就務必要掌握他人社會中一系列結構復雜的生存技能，精神信仰和文化價值。英語教育中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是通過英語課程的學習，把英語國家客觀存在的知識文化和以語言文字等精神載體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內化到學習者的頭腦中，轉化為學習者自身的主體文化，然后通過英語教育過程中提供的具體情景、場域與條件等，運用循序漸進等方式，把已經內化的文化——情感態度、價值觀念，和社會期望等及其所形成的創造能力導出，并以客體文化的方式表達與展現出來，這樣既實現了主體文化與客體文化的相互轉化與交流，也活化了英語文化。
其二，英語教育的過程應當是文化的選擇與再生產。英語教育涉及中華文化與他文化如何交流的問題，故而英語教育應該同時擔負起對外拓展交流空間，對內認同民族文化的重擔，以達到文化交流的“自養”與“抵抗”。
英語教育必須涉及文化選擇與再生產問題。一方面是英語教材編撰者把可供選擇的文化內容限制在一定的語境與場域內，確定社會存在所必需的信念、態度和技術等，把符合受教育者的認知和個性結構，符合所在社會的文化環境，符合所在社會利益的最優秀的文化因素提取出來，厘清不同層次文化之間的橫向結構與縱向關系，以保證相關文化因素間的相互溝通和各級文化層次間的前后連貫。另一方面，英語教師對教材中的文化內容還有一個提煉的再生產過程。英語教師以學生最易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將該文化中社會成員共享的知識體系、價值觀念和精神追求傳遞給學生。這種模式不僅涉及學生如何接受英語國家歷史上創造出的文化遺產，即強調從舊有的文化傳統中吸取社會規范、倫理秩序等文化資源，還重視與強調學生如何受益于這些文化知識，從而獲得文化交際的內核，適應變化的文化環境，賦予所學文化新的文化意蘊，實現對文化的再生產。
其三，英語教育的評價應當是文化的檢測與審視。目前英語教育的評價過多地倚重量化，而很少采用質性的評價手段。這個質性檢測與審視包括考察英語課程資源中文化內容的價值觀與時代性以及英語教師授課中的文化導向，考察學生在英語學習中表現出來的情感態度、價值觀念和跨文化意識以及他們接受英語教育后所具有的國際視野和對祖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英語教育的任務一定不能局限于僅僅講授或傳播語言和理論知識，而是還需建立一種新的文化表達形式與對待世界的新態度，需具有開放與包容的心態，以保證文化知識不被限制在死板的系統性組合和簡單授課的機械行為中，而是總為文化的表達與發揮留出空間。英語課堂一定不能成為固守僵化的教學范式與傳授經典語言知識的中心，而應成為倡導靈活的教學模式、不同文化的碰撞、懷疑和辯論并且尊重與傳播文化的場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