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信
前些天，受人之托，幫朋友所在的廣告公司推薦一個人。之所以找我，是因為她希望能通過我過去的老師，從我們系推薦一個優秀畢業生。電話里，朋友提出的條件是，應屆研究生，男女不限。
我知道，類似這種熟人推薦的渠道，是企業節約招聘成本的重要方式。
老師很熱情，當即表示有一個女孩非常優秀，算得上是全能型人才。
很快，我的郵箱里收到了女孩發來的簡歷。說實話，這份簡歷非常漂亮，甚至稱得上“耀眼”：重點大學本碩連讀；學習成績本科全系第一，研究生前三；校級十佳畢業生，最高獎學金獲得者；市三好學生；是學校多個社團的核心人物，曾代表學校出國交流……
后來我和這個女孩短信、電話交流了幾次，最大的感受就是彬彬有禮、滴水不漏，言談間都是很標準化的措辭，得體，但讓人察覺不出一絲一毫的個性。
沒多久，我的這個感覺在朋友那里得到驗證。她對我說，雖然這個女孩是那種標準的“好學生”，但實在不是我們要找的類型。盡管挑不出具體硬傷，但作為一個需要創意的行業，我們從她身上看不到一點想法和態度。“太沒個性了，太社會化了。”
這件事情很快過去，但我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樣的學生才算得上是“好學生”？
杜藤
上司說——
好學生為什么不一定是好員工
■新浪教育頻道外聯主管 唐曉蕓
在公司里，你經常會聽到這樣的嘆息：“這孩子看著挺不錯的，怎么就不出活兒呢？”明明是從名校招來的優秀畢業生，為什么到了工作崗位上，業績表現總是難以令人滿意？不僅如此，剛畢業的好學生有時還會冷不丁冒出這樣那樣的毛病，嚇得你一身冷汗。曾經有一個國內頂尖高校的畢業生，被直接領導批評后極度不滿，直接沖到公司CEO面前理論：“我的老師、父母、同學都說我很棒，你們憑什么說我不行？”
好學生進入公司之后，一定會成為好員工嗎？這個思路在人力資源領域早已經被否定了。好學生和好員工，這是兩個體系下的事情，二者之間沒有必然聯系。這就好比讓劉翔參加100米蛙泳比賽，他能不能拿金牌，誰也說不清。
首先，校園和職場的評判標準不同。校園評價一個人好壞的標準是態度，而公司要的是結果。在學生時代，只要你聽老師的話，按照老師教育的去做，你就能夠獲得各種榮譽，被評價為好學生。好學生即使某次考試失利了，但只要足夠努力，老師也會安慰你，耐心地指導你，直到你取得更高的分數。而公司里不一樣，領導要的是結果，要的是“出活兒”，也就是按時按質按量地完成任務。能完成的，就是好員工，完不成的，就是需要淘汰的員工。很多學生初入職場時，對這點很不適應。有些女生哭著鼻子說：“我已經很努力了，為什么還要批評我？”在公司里，“我努力了”這種解釋是沒有用的，只有“我完成了”才能體現你的價值。
其次，校園和職場需要的能力不同。簡單地說，學生時代靠的是智商，工作以后更看重情商。在校園里，考試要拿高分，文科生靠的是理解力、記憶力，理科生靠的是邏輯推理和演算能力，這些都屬于智商的范疇。而走進公司，要想成為職場達人，更多需要你的人際關系、協調溝通、團隊協作能力，而這些多屬于情商。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經常發現，有些在學校里所謂的“邊緣學生”，到了公司里反而如魚得水，不僅工作業績出色，而且深獲周圍人的好評。這就是因為這些學生更懂得為人處世，能夠很快融入團隊中，在眾多前輩的支持下順利轉身，完成工作。而這一點，常常是最容易被“好學生”們詬病的：“他們那是在混社會，我們才是做學問。”沒錯，我們受了十幾年的學校教育，一直在學習如何做事，卻很少有課程教我們如何做人。而在現實生活中，與人相處的能力，尤其與眾多的人同時相處，協調平衡各方力量，共同完成任務的能力，是職場上最重要的能力，也是剛畢業的學生最缺乏的能力。這種能力的高低不僅決定了一個人是否能順利進入職場，而且還決定了他在公司里能走多遠，做到多高的位置。
第三，校園和職場的評價維度不同。校園里的維度很簡單：一條主線，分數越高越好；一條副線：社會活動越多越好。而公司里的評價維度則要豐富得多，不同工作崗位需要的能力可能完全相反。比如同樣是廣告公司，在策劃文案部門，領導希望你頭腦靈活，創意無限，鬼點子越多越好。而如果是在市場調查部門，則需要你認真仔細、嚴謹踏實，對數據高度敏感，一個細節也不放過。崗位職能的不同導致了對人才能力需求的不同。一個人做這份工作可能非常失敗，而換一份工作可能馬上就脫穎而出。公司招聘的最高目的不是要招到最優秀的人，而是最合適的人。
說了這么多，很多好學生可能要砸磚頭過來了：“成績好難道錯了？難道品學兼優到了職場里一點優勢都沒有嗎？”其實，大學畢業后，在工作這件事情上，所有學生都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無論你之前在學校里表現如何，在新的環境里，都需要了解、適應這里的規則，重新塑造一個符合工作需要的自己，這樣才能在新崗位取得成功。而對于公司來說，精準定位招聘，加強新員工培訓，也許比單純從學業成績判斷一個人要有效得多。
老師說——
評價機制讓很多學生被迫犧牲個性
■北京建工學院心理咨詢中心 王偉
作為一名大學教師，除了一線的教學工作，我也做過班主任，帶過畢業班。在就業過程中，我確實發現那些平時被老師公認的好學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而那些不太聽話，頗有個性的孩子，反而比較受用人單位青睞，這也讓我不得不反思我們的培養目標和社會需求的匹配問題。
首先，學校老師所認可的好學生一般是比較聽話、成績優秀的，從小到大長期扮演學生干部的角色，與老師溝通較多。這樣的學生之所以受老師喜歡，一方面是因為聽話，老師安排的工作能及時去完成，另一方面是因為與老師溝通較多。在所謂“聽話”的過程中，彰顯個性就是不被鼓勵的，學生會認為只有壓抑自己的個性才能獲得老師的關注和喜歡，因此學生干部往往表現得比較成人化，雖然成績優秀，舉止成熟，但好像缺少個性，創造性不足。盡管每個教師都相信在尊重每個學生個性的基礎，制定個性化的培養目標是最好的，但現實生活中，老師的喜好或者某種功利性目的（例如管理方便）仍然會影響著培養目標。
其次，在高校中普遍采用的激勵機制是獎學金制度，獎學金本來是應該鼓勵學生積極向上的一種制度，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評價需要量化。量化會給人一種公平的感覺，但量化指標中比重比較大的是學習成績和參與的社會工作，盡管也分很多個方面，但對那些有個性、有主見的學生來說，他們往往與獎學金無緣，因為他們所做的事情往往不在評價的范圍內；而很多學生為了能讓自己的努力得到證明，拿到獎學金，就會參與一些自己本不喜歡的活動；甚至還有的學生，為了拿到獎學金勾心斗角，不惜跟同學翻臉。這說明這種評價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問題，評價范圍比較狹窄，使得很多學生要犧牲自己的個性，去迎合這種評價機制。
第三，在我國的文化傳統中有“學而優則仕”的觀念，雖然現在行業種類繁多，但這種傳統觀念的影響仍然滲透在我們的教育理念中，很多家長始終認為孩子走仕途是最有前途的。學校中也有類似的觀念，認為那些有領導能力、管理才能、幫助老師上傳下達、成績好的學生才是有能力的，對學生其他方面的能力不夠看重。但是，能走仕途的孩子畢竟是有限的，所以這也可能造成我們培養出來的好學生，滿足不了行業的需求。
最后，雖然說大學是連接學生與社會的最后一站，但是學生的各種能力并不是從大學才開始培養的。上大學之前十幾年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中，就存在很多發展個性、潛能的關鍵時機。例如，2~3歲是一個人發展自主性的關鍵期，也就是說在這個時期，需要給孩子足夠的空間去探索，表達自己的興趣，去發展自己的個性。如果父母不夠尊重或者管得過于嚴格，孩子往往失去發展的機會。小學是孩子建立自信心的關鍵期，但上學之后，學校往往對孩子的評價很單一，學習好才是好，其他方面表現得再優秀，也算不上什么。因此，孩子為了讓自己有信心，也會盡可能地努力學習課程，對其他方面的興趣就會減少。到了初中、高中，中考、高考的指揮棒也使得孩子失去了很多發展自己個性的機會。
著名的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曾經說過：“在每一個學生的心里根深蒂固地存在著一種渴望，那就是讓自己變得更優秀。”其實，每個學生心里也希望自己與眾不同，有自己獨特的一面，這樣孩子也會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更有價值。但是，要尊重每個孩子的個性，培養符合不同社會需求的人，除了學校的努力之外，家庭、社會都要負起相應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