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把人文與社會研究視為粉飾太平的點綴之具或是蠱惑人心的宣傳品，則不單是歧視文科，根本便是看扁了“人”。
有個流傳很廣的故事：愛因斯坦遇到卓別林，兩人互道仰慕之情。愛因斯坦對卓別林說：您真偉大，您的電影婦孺皆懂。卓別林回答道：您也很偉大，相對論幾乎沒人明白。李政道先生在《紀念愛因斯坦》一文中也講過這事，版本大同小異。此類名人逸聞的真實度有多高，不好說，不過最近看到幾篇爭論文理科優劣的文章，覺得有些道理還可闡發，這個故事恰好湊手。雖然卓別林從事的是藝術，和一般“文科”有些距離，但從道理上說，不同領域偉人的“偉大”方式可不同，甚且相反，證明了學科之爭很多時候就是鬧閑氣。
文理科之爭，現實的背景是文科生在社會上處于弱勢。我也是學文科的，此時高呼大家皆偉大，是不是有渾水摸魚的嫌疑——放出“學術”二字煙霧，趁機溜進有身份人的隊伍？當然不是。但“物以稀為貴”，不管是學術還是藝術，幾乎沒人弄明白，在很多人心中也就是智力門檻高的表現，當然也就“偉大”；一門你懂我也懂的學問，何以也能偉大得起來？拋開膚淺的實利主義立場，這種“智商差異論”也是很多人歧視文科的理由。要洗清自己的嫌疑，得把道理說清。
確實，一般認為，文科較理科容易掌握。林文月教授的兒子問她，先入理工再兼修人文，與從事人文而兼修理工，哪一種可能性大？研究文學的林文月老實承認，還是前者更有可能：語文訓練一旦打下基礎，“余下來思想和感情方面的事情，是可以自修體驗得來，而表達的技巧等問題，也可以從多讀勤寫培養出來；至于實驗演算等事情，卻須要點滴的學習積累才行。”事實上也如此，我就見識過幾位理工科學生，人文知識和素養都頗值稱道；但文科生兼習“相對論”者，似乎尚未聞睹。
不過，這恐怕更多地和現行教育體制及社會心態有關，并不真就意味著文科的智力門檻比理科低。目前國內的中小學教育并不注意培養甚至會扼殺學生對知識和探索發生真正興味，很多學生“偏科”，未必就真是學不會，可能只是其知識興趣沒有被激活；而許多家長乃至學校也都傾向于鼓勵學生選讀理工科，文科被視為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在這種體制和心態的誘導下，整個社會的知識環境有意無意造就了文科的弱勢地位，進而促成了學生在專業上的實際分化。
其實，文科之所以讓人產生人人皆可懂的感覺，主要因其研究的正是日用人生，與所有人皆息息相通，不管是“思想”還是“感情”，大家都有“自修體驗”可言。然而，這并不足成為歧視文科的理由，大家自認都懂的東西，其實未必還那么容易明白（我指的不是靠故弄玄虛使人昏昏的那類東西）。不論是各界精英還是普羅大眾，各類人生體會和社會現象皆是文科學者所應關注者，但任一現象和事實也都不能僅靠其自身來說明，必須放到一個更加廣闊而立體的事實與意義網絡中加以理解。在現實世界里，常人皆有各種“實事”要做，既無時間也缺乏足夠的訓練來掌握和說明這些“體會”，正不妨交由文科學者做長期細致而深入的思考，提供相應的詮釋和解說。
另一方面，人和社會復雜多變，曖昧難名之處所在皆是，無法單純用外在尺度衡量，學者又須深入其中，做“了解之同情”，較之規律性相對更強的自然界，要求其實更高。但又因文科知識面向日用人生的性質，研究結論雖不必一定做到老嫗皆通，但一個好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必當令人茅塞頓開，感到平日熟悉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日常體會被“說透”了，此即是其偉大處。
但我的意思當然不是這些知識該當文科學者壟斷，其他人只能被動聽從。相反，正因文科學術直接面對日用人生，它在人類的智識領域中本該占有更為優先的地位。如果說人文學者不通相對論是個遺憾，理工科學者人文素養的匱乏則直可導致一場人性的災難。尤其是今天當中國的大多數管理者都出自理工科的情況下，要想真正踐行“以人為本”，恐怕還是要多聽真正的（此三字重要）人文學者的意見。倘把人文與社會研究視為粉飾太平的點綴之具或是蠱惑人心的宣傳品，則不單是歧視文科，根本便是看扁了“人”。說到此，想起臺灣東海大學致力于通識教育的歷史學者陳以愛教授曾說，她的課主要面對理工科學生，因為“他們將來是要管我們的啊！”呵呵，不知“要管我們的人”以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