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遇到一個小胖墩兒，小學四年級，也就10來歲吧，身高1米40，體重140斤。背著一個雙肩包，我掂了一下有20來斤。
正是下午四點半鐘，他剛剛放學。公交車上人還不是太擠，他坐在我旁邊的座位，我們攀談起來。
我問他哪個學校的。他說他是“某某分”（某某小學分校）的。我說那是名校呵。他說，某某小學是名校，他們分校不是；他們學校特窮，那所正宗小學很闊，教室大、操場大、條件好，教學樓里有電梯，“還有游泳池呢——室內的，一年四季都能游泳，冬天還能滑冰”（聽得出一個孩子無比羨慕的口氣），“我們學校差遠了，除了教室、那些設備都沒有”。
我問他怎么沒進那所名校，他說他們家去不起，那所學校贊助費太高。我問得多少。他說，要是認識人呢，三萬，要是不認識，就得六萬，要是有“條子”呢，也可能一個子兒不掏。我問他怎么知道的，他說小時候一起玩兒的“發小兒”在那所學校。
我有所耳聞，某某校政府給投了幾個億，而“某某分”是城市拆遷時把幾所小學合起來拚成的。我問他你那“發小兒”學習比你怎么樣，他說還不如他，可是人家爸爸比他爸爸強，是個什么什么頭兒，能掙錢。
我們說到的那所名校，分校有好幾個了。在這所學校所在的區里，教師中有一種說法：趕明兒就留兩所小學（兩所都是名校），其他小學都是它們的分校——就都變成“優質教育”了。這種說法帶著一種失落和無奈。
這種情況讓人有點擔憂。因為被“兼并”的、被“擠垮”的小學也都是一些相當不錯的學校。而且在城市教育史上有一定知名度、或者在某一方面具有歷史符號的意義。
李敖第一次回大陸時，到他兒時的母校去，他很幸運，他六十多年前就讀的小學還在——還沒有變成什么“分”。很多人就沒那么有福氣了，他們兒時的樂園，已經換了牌子，他們很沮喪，盡管今日的牌子更有名氣，那與他們又有何干？他們說：“非物質文化遺產都得到保護，我們的母校卻是物質文化遺產啊！”
面前這位小胖墩，談吐中透著聰明和“成熟”。今天的孩子比起我們小時候大不一樣了。他似乎沒有太多的不滿，雖然他和他的發小兒在兩所差異很大的學校里。其實，他上的那所學校也很不錯了，只是不如他的“發小兒”。
孔夫子說：“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就是我們常說的有教無類。
陶行知說：“人像樹木一樣，要讓他們盡量長上去，不能勉強都長得一樣高。應當是：立腳點上求平等，于出頭處謀自由。”
我想，如果某某分和某某學校條件差不多，或者那很多逝去的學校還存留且被政府保護、扶持并繼續發展著，這些孩子們在不同的學校里成長“立腳點”上是平等的，那是不是我們義務教育發展的更高境界呢？
今年3月17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第七篇第二十八章“加快教育發展”，回答了上述問題。該章明確了“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資源”的方針，強調“加快縮小教育差距”，重申“取消義務教育重點校和重點班”；明確了“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統籌規劃學校布局，推進義務教育學校標準化建設”。這無異是對當前不斷出現的把“優質教育資源”“壟斷化”“擴大化”、“集團化”、打造“航空母艦”式的超級大校的否定。
幾億元建設豪華小學，幼兒園每個月學費超過7000元，義務教育階段的“萬人校”和“百人班”種種“航母學校”引起了剛剛結束的兩會代表和委員們的注意。
“關于遏制超大規模學校建設”等提案指出，在我們不斷推進義務教育標準化建設的時候，應該為學校規模、師資設立一個下限，來促進當地教育水平的發展。同時，也應該給這些學校制定一個規模的上限，告別這些“學校中的航空母艦”（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河西區教育局副局長孫惠玲的提案）。
中小學校規模適當，中學每個年級4至6個班，完全中學24個班至36個班，每所中學一千至一千六百學生；小學還可以更小一些，四、五百學生，再大也就是八百人左右，這樣便于管理，也有利于布局合理，便于學生就近入學?？墒?，我們今天看到許多學校動輒三、五千人，大則七千、八千、上萬學生，還有“巨無霸”達到兩萬人。一個班百余人、一個年級100個班，千人年級萬人校在一些地方赫然而立。
北京還沒有這樣的“巨無霸”，但是“布局調整”中可以更為科學更為人文，如果一些區不是以那個為“政績”且另有所謀的話。
當一所或者幾所窗口校獨大之時，諸多歷史上和地方上有許多文化價值的學校傾覆和消失，更多的辦學積極性、主動性抹煞和泯滅。這不是教育的繁榮和發展，而是教育單一化和萎縮，是對教育生態的粗暴破壞。
“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回答了目前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各種問題。比如還強調了實行縣（市）域內城鄉中小學教師編制和工資待遇同一標準，以及教師和校長交流制度。
關鍵在于落實。人們希望，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落實之日，即是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之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