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學包括6名教授在內的26名教師，因違反學校勞動紀律，在外兼職或出國逾期不歸，收到了學校的“下課”通知書，其中6人被處置為自動離職，20人限期調離學校。
據悉，這是湖南大學依據2010年修訂的教職工紀律管理辦法，首次清退違紀教師。在筆者的記憶中，大學這么大規模“清理”掛名不干事的教職工，尚無先例。
但筆者不贊成把這些教師的行為稱為“違紀”，而應該歸為“違反勞動合同”更合適。大學教師能不能在外兼職，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一種意見認為，只要教師能完成本職工作，在外兼職無可厚非；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允許教師兼職，可能造成本職與兼職不分，且導致精力分散，大學應該對教職工兼職有所限制。
之所以有這種爭議，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學校的崗位設置、崗位責任描述不清晰，造成學校和教師之間的責權模糊。就兼職來說，如果在學校的聘用合同中，對其在崗時間、具體責任有明確的規定，且嚴格執行，當不存在這種爭議。但我國高校由于三方面原因，造成這一問題一直糊里糊涂。
其一，學校行政領導普遍兼職，如果要明文規定，勢必需從校領導開始清理，否則就是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其二，大學給教職工的薪酬并不高，甚至有高校的薪酬制度，就是鼓勵教師利用各種資源，去解決自己 （以及團隊）基本工資之外的津貼、獎金。這樣一來，有兼職的教職工，被認為有本事、能干，而沒有校外兼職的教職工，反而不受待見。
其三，各種兼職所派用場不同，在大學中，學術頭銜，不但關系到課題資源，還關系到學校的師資排名，因此，近年來，高校樂于引進兼職人才，所謂“不為所有，但為所用”。一個事實是，各高校報出的院士數，遠遠超過中科院、工程院公布的兩院院士總數，這就是院士們多校兼職的結果。要高校主動清理掛名拿全薪卻不來工作的院士，在眼下不太現實。
所以，湖南大學以違紀讓教師“下課”，就顯得耐人尋味。假如學校的聘用合同中，沒有相應的約束條款，學校依“紀律”解聘教職工就涉嫌違反勞動合同法；而如果學校的聘用合同中，規定了必須在崗多少時間、完成怎樣的崗位任務，且雙方都簽約同意，解聘就是依據合同辦事，用不著“勞動紀律”。
在筆者看來，大學應加快制訂具有大學憲章意義的 《大學章程》，以此明晰政府、學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間的責任與權利，在《大學章程》的框架下，如何聘用、培養、管理教職工，將不再糊里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