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是魯迅先生一生運用最多的文學形式，他一共創作了六百多篇雜文。他的文風或嚴峻凜然、或潑辣犀利、或鋒芒畢露，或意味深長。下面結合中學課本中選取的魯迅先生的雜文，來品味魯迅雜文的諷刺藝術。
一、魯迅雜文集的命名，鮮明地體現了其雜文的風格，或比喻、或反語、或引用、或拆字，詼諧風趣。
如：《拿來主義》選自《且介亭雜文》。先生在《序言》末云：“記于上海且介亭。”當時，先生住在上海北四川路，當時此路被稱為“半租界”。且，即租之右半；介，即界之下半。這里，先生用的是拆字和會意的方法。以這種方法為集子命名，不失幽默詼諧。
《燈下漫筆》選自《墳》。先生說：“過去已經過去，魂魄是無法追攝的，但總不能那么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戀。”先生將自己的雜文說成是“糟粕”，當然是謙虛之語，但是對那些反動派及御用文人，“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他眼前，使他有時不舒服”、“得到一點嘔吐”道出了“墳”這一比喻的內涵。先生又說，“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時也喜歡將陳跡收存起來，明知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戀”，命名為《墳》也是一種“取巧的掩飾”。
二、魯迅的雜文短小精悍，語言精煉，經常與形象描繪、反語、比喻、幽默等結合起來，巧妙運用，使之表達深刻的道理和高度的思想內容。
1、形象描繪
魯迅先生的作品非常具有個人風格，他的作品不用署名，單看語言，就能辨識。先生雜文的最大特色是它的形象性，用極其形象的語言千萬意象來進行高度哲理化的議論。這就使語言具有無比的力度，像匕首，似投槍，刺向敵人，無法招架。比如，《拿來主義》中，文章在列舉“送去主義”的表現時，有這樣一句話：“還有幾位‘大師’們捧著幾張古畫和新畫，在歐洲各國一路的掛過去，叫作‘發揚國光’”。“幾位”、“幾張”說明大師不多，作品極少，幾乎到了少而無奈，寒傖可憐的程度。“捧”字頗富深意，陳述對象是國民黨政府的御用文人——“幾位大師”，呈送對象則是帝國主義殖民者，“捧”字活畫出“大師”們畢恭畢敬，諂媚討好的奴性心理。“歐洲各國”點明此次畫展涉及到的國家之多，“一路”點明此次展覽路線之長。“掛”則勾畫“大師”們大張旗鼓，自鳴得意的丑陋之態。引用“發揚國光”實則是順手諷刺國民黨“大師”們一味“送去”作品，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丑惡嘴臉。簡簡單單的一句話，用精煉、傳神的動詞，恰如其分的修飾語和限制語，惟妙惟肖地刻畫出國民黨政府卑躬屈膝，崇洋媚外的奴性和媚相。
2、反語
從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贊美，而實際上是否定和諷刺，這種手法往往用來表達憎恨和憤怒的感情，具有強烈的效果。如《紀念劉和珍君》中“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于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這里的“文明人”、“偉大”、“偉績”、“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都是反語。殺人者自鳴得意，以創建了“偉績”、“武功”的勝利者而自居，不知道自己臉上都濺有中國人民的血污，真是厚顏無恥，可悲、可笑之極！
3、比喻
魯迅的雜文，就近取譬，通過細小的、人們熟悉的事物的比喻來闡明一個抽象的深刻的道理。比如《拿來主義》一文中，從全文來看，基本上是一個比喻，用“大宅子”比喻文化遺產和外國的東西。從局部說，正反兩方面設喻，先反面設喻批判對待文化遺產的三種錯誤態度：把拒絕借鑒，害怕污染，不敢選擇的逃避主義者說成是“孱頭”，把割斷歷史，盲目排斥的虛無主義者說成是“昏蛋”，把全盤繼承、頂禮膜拜的投降主義者比作是“廢物”。設喻之新穎風趣，諷刺之深刻犀利，說理之明白暢曉，令人過目不忘，回味無窮。后正面設喻闡述對待文化遺產的正確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魚翅”比喻文化遺產中有益無害、高貴典雅的內容，要“拿來”而且“使用”；“鴉片”比喻文化遺產中既有益處又有害處的東西，要吸取、使用它有用的方面，清除它有害的方面；“煙槍”、“煙燈”、“姨太太”比喻文化遺產中的糟粕，要“毀掉”（只留少許送博物館）。三類比喻把如何對待文化遺產闡述得深入淺出、清清楚楚。
4、幽默
幽默指的是一種輕松的諷刺，也就是用詼諧有趣、含蓄有力的語言進行批評。
如：《拿來主義》中，在列舉了一系列“送去”的行為后，有這樣一句話，“我在這里也并不想對于‘送去’再說什么，否則太不‘摩登’了。”“摩登”一詞運用是諷刺反動文人無恥地奉行“送去主義”，趨時逢迎，趕時髦。
總之，魯迅的雜文已達到了那個時代的最高峰，其諷刺藝術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