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一連串反差，喚起人們對小學素質教育的沉重思考。
稀疏的頭發，過時的軍用棉大衣和大頭鞋。要不是鼻梁上那副深度近視鏡，特別是鏡片后那雙明澈而睿智的眼睛，誰也不會將他和大學教授、著名書法家等耀眼的頭銜聯系起來。吳鴻清，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文法學院教授，《中國古代璽印大典》主編，教育部高等學校高職高專文化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
而他現在做的，是在一個農村小學辦“伏羲班”。
他在北京“盯”上大西北一個偏遠的地方，在那個地方用極其執著的方法進行教育探索，已引起國內外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錢學森之問”和“童子功”
“素質教育喊了好幾年，越喊越響，學生的書包越來越重，作業越來越多，睡眠越來越少。沒有休息，沒有快樂，披星戴月，辛辛苦苦學幾年，沒學到多少終生受益的東西，太冤了！一些重要競賽中，中國學生的漢語水平竟趕不上外國學生。”
吳鴻清創辦伏羲班的原因，是他看到了希望和現實的距離。
“為什么方方面面對教育不滿意，卻無能為力……教師的人生價值在于能夠為國家、為民族培養出人才。為什么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人才，問題首先出在啟蒙教育上。沒有好的苗子，怎能培育出參天大樹？無數事實證明，中國傳統教育曾經為中華民族培養出杰出的人才，啟蒙教育有很成功的經驗，我們應該汲取、繼承，讓它在現代社會重放光芒。‘錢學森之問’不是個理論問題，而是需要用實踐來證明的問題。”
他說著，透過窗戶凝視空朦的遠山，像回答我，更像自言自語。
當許多人還在茫然時，吳鴻清默默上路了。他要用學生綜合素質全面發展的事實來打開一條教育突圍的路子。吳鴻清說：“如果說這是一個目標的話，我最初的動機只是想通過努力來證明經典并不過時，傳統啟蒙教育方式并不過時，用‘童子功’的方式同樣能培養出類拔萃的人才。”
2006年5月，吳鴻清帶著三名志愿者從北京來到羲皇故里——甘肅省甘谷縣，在土橋小學辦一個教學改革實驗班——伏羲班。當地領導問：有什么要求？“只有一個：實驗期間不參加學校的統一考試。除此之外，不會給地方增加一分錢負擔。”他說。
7月，吳鴻清第二次來到甘谷，在土橋村召開部分家長座談會。原擔心招生有困難，沒想到家長們當場報名，生怕知道的人多了報不上。8月中旬，吳鴻清第三次來到甘谷，安頓好住宿，就一頭扎進土橋小學。斑駁的墻皮上到處是“屋漏痕”，裸露的房頂不時掉土，吳鴻清和老師們動手吊頂棚、修門窗、做書架、做寫字用的案子。有人問：“你為什么不買？”他說：“錢是朋友資助的，每一分都要花在該花的地方，能省就要省。”
教孩子終生受益的本領——“做人”
“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我永遠不會忘記張建清老人對伏羲班的支持。”
吳鴻清給我講過一個老人的故事。
大學教授到農村小學，這在當地成了新聞。他要干什么？是來掙錢，還是作秀、忽悠？人們默默地觀察著。
吳鴻清帶著志愿者每天早晨6點多到學校，中午就在辦公室把凳子拼起來休息一會兒。夏天，大雨后道路泥濘，吳鴻清拎著鞋，深一腳、淺一腳地從村口走到學校。冬天，學生尿褲子，他不顧腥臊，耐心地為學生烘烤褲子。村民們感動了。張建清等幾位老人主動來到學校，俯身鋪地磚，上房換新瓦，整修校舍、操場。2008年夏，張建清老人逝世，吳鴻清冒著酷暑，用了幾天時間，為老人書刻一通碑。
吳鴻清不求人們一下子就理解他，他相信行動，相信傳統和經典的力量。這個當年中山大學中文系的高才生、曾經多次出國出境講學的書法家，親自為學生寫字頭，用油印機印描紅紙，手把手教學生寫毛筆字。年過半百的他，和學生一起做游戲。為了培養孩子們良好的生活習慣，周末他常把學生帶到自己租借的屋子里，同吃同住。夏天太熱了，他就睡在地板上。
伏羲班的學生免除了一切費用，還不時能收到老師送的營養品。而吳鴻清的生活，簡單到連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如的地步。外面有客人來需要招待，飯菜總是極簡單，最后吃剩的，他連湯帶水打包帶回來自己下一頓吃。描紅字帖裁下來的紙邊，別人練字用過的廢紙，甚至連涮筆的水他都要收起來，自己用來練字。伏羲班的學生正是從他們的老師身上學會了做人，學會了節儉，學會了平等對待每一個人。
“伏羲班教的是學生，抓的是師德。中國傳統教育有兩個核心，一個是經典的教材，一個是為師者的人格風范。沒有以身作則，榜樣先行，培養德才兼備的人照樣是一個問題。”吳鴻清說。“2008年我父親逝世，伏羲班學生家長知道后，不僅發唁電，還自發組織起來，設靈堂遙祭。”說到這兒，吳鴻清眼圈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