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南教授
從地面到屋頂，除了門之外三面墻邊的書架都被堆得滿滿的，不算寬敞的屋內僅有的兩張桌子上也都放著厚厚的書，這就是鄧小南老師的“陋室”。
當看到我們驚嘆于如此多的書籍，她笑言都不知道退休之后這些書往哪里放。鄧老師和藹的笑容頓時讓這間小小的辦公室洋溢著春日般的溫暖。
“學生應該比老師走得更遠”
早就聽說鄧老師的課不僅是“座無虛席”，還有一部分同學得“自備席位”。“本科一年級的主干基礎課‘中國古代史’，正式選課的同學通常只有50人上下，但108人的教室中，每次都坐不下得搬凳子來聽課。”鄧小南說。
在鄧小南心中“教學是第一位的”，教學不僅是對學生負責，而且“教學相長”，有時候學生一些非循規蹈矩的想法也會帶給老師很多思考。老師回憶起1986年第一次開課時的一件事情。一位中文系的女孩常常在老師講完課程后追問某個歷史事件對現在的借鑒意義。在那學期末的教學評估中，所有班上同學都給了鄧小南老師A的評價，唯有那個女孩兒評了B。鄧老師不但沒有責怪這個學生，還認真對自己的教學進行了反思。“人文學者應該有對現實的關懷，歷史學家負有責任。”鄧老師如是說。
學生們常會給老師的學術研究帶來直接的啟發。通選課上的學生，專業背景各不相同，個人特長及思考角度也會有所不同。讓老師記憶猶新的是一位化學學院的學生。課堂上提到兩晉南北朝時代士大夫常服用的“寒食散”，那位同學結合專業特色，撰寫了一篇探討“寒食散”的化學組合的論文，還以PPT做了精彩的演示，給予老師很大啟發。一些博士生和碩士生提出的學術觀點，也讓老師從新的視角得到豐富的啟示。比如有位博士生利用書法材料來解讀宋代制度史，讓學界注意到制度的實際運轉情形；還有一位碩士生重新認識宋真宗在位時期的“鬧劇”，認為當時的東封西祀其實也反映了時人“對太平的向往”……談起這些，鄧老師如數家珍。
“學生應該比老師走的更遠，”鄧老師說，“老師只能給學生一些建議和指導，要鼓勵學術創新。這樣一代勝過一代，學術才能發展。”
“我一直在改變，而且明年還要改”
1986年至今，鄧小南已經有25年“教齡”了。25年如一日，可能有些人會厭倦、懈怠，但她沒有。
“我的PPT每年都會調整，”鄧老師說，“新的考古發現帶來新的材料，學界產生新的認識，教學內容自然要隨之改變。這也是對古代史再認識的過程。”使用PPT也是鄧老師“變”的重要組成部分。鄧老師第一次使用PPT，是在和閻步克老師合開的《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課上，鄧老師負責后半期的課程。由于前半期閻老師是使用PPT教學，鄧老師為了避免同學們的不便，主動學習了PPT的相關知識和使用技巧。為此，她專門參加了多媒體教學課程的學習，上課前還向自己的研究生請教。而現在，鄧老師漂亮的PPT已經成為她的課上一道格外吸引人的風景。
不僅課件在不斷更新，鄧老師課程的考試方式、講授方式也都在與時俱進。不管是什么方法，只要覺得好鄧老師都會一試。臺灣一些高校“小班教學”的努力，使她深深體會到課堂教學中學生參與的重要性。在北大，受客觀條件所限無法縮小班級規模，鄧老師就以很多方法來彌補同學參與性的不足。比如她鼓勵大家在課堂上集體匯報，鼓勵表演短劇，再現歷史場景：“杯酒釋兵權”“黃袍加身”……“許多學生能大段大段地把史料背出來，對話與場景相互交融，甚至可以說是‘天衣無縫’。”鄧老師掩飾不住自豪地說。
80年代單一的期末閉卷考試，逐漸無法適應人才培養的需求。面對這種情況，鄧老師先是增加了開卷作業、課堂討論，后來發現學生參與還是不夠主動、普遍。于是，在她的課上就出現了非常有特色的一種“考試”方式：讓學生自己出試題。“學生要想自己出題，必須得把課程整個看一遍，在這個過程中就起到了督促學習的目的。”“雖然我不要求他們作答，但每年都會有不少同學把答案填上去，他們覺得意猶未盡。”鄧老師說。
“明年課程的考試方式還要調整。”鄧老師表示，“現在的評分方式過于細碎，容易影響學生的總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