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一談到我國的教育，公眾的滿意度都非常低，抱怨教育的呼聲也越來越高。筆者作為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也越來越覺得教育工作者的付出越來越多，為什么教育的效果卻越來越不如人意呢？仔細考量教育的問題，其實，很多從教育內部顯現出來的問題，往往來自教育的外部。當前，教育外部的社會前提條件有許多是非常不利于教育的，仔細分析起來，筆者認為目前教育至少面臨以下三個方面的困境：
困境一：家庭獨生子女給教育造成的現實困境。
獨生子女從入托開始，就將一個家庭百分之七百（一個家庭七個大人一個小孩）的希望和責任，自然地寄托和轉移到了幼兒園和學校。學校承載著太多太重的希望和寄托。
獨生子女的家庭教育有著非常相同的特質：家庭成員自覺與不自覺地嬌慣孩子，使得孩子無論身體心理上，還是意志品質上，都存在著天然和后天的缺陷。學校在實施教育的過程中，有諸多因為是獨生子女所帶來的教育難題和困惑：如學生合作樂群習慣的培養，學生關愛體恤他人精神的培養，學生虛心接受批評懲戒品質的培養，學生抗挫糾錯能力的培養，都面臨著先天教育環境的挑戰。在現實的教育中，家庭和學校往往在獨生子女面前，不是遷就驕縱，就是束手無策，學生批評重了，輕則逃學離家出走；重則拿自殺相要挾，事實上，每年各地都有學生因教育的原因而走極端的例子，因此對教育分寸的把握使教師如履薄冰。
其實，前蘇聯教育家馬卡連柯早就對獨生子女的教育問題下有定論：蘇聯的媽媽不能只生一個孩子，將來是無法進行教育的。筆者強調這一現實困境并不是對咱們的基本國策有什么微詞，而是強調我們要認清獨生子女給教育帶來的現實難題和困惑，從而研究如何面對這一無法回避的難題和困境。
同時，我們更要認識：面對獨生子女學校的主要責任還不僅是教育問題，更重要的是獨生子女的人生安全問題?，F在的城市家庭是十分脆弱的，孩子寄托和承載著一個家庭太多的希望和幸福，一旦出現安全事故，后果不堪設想。一所千人規模的學校，出一件安全事故，是千分之一的失誤，而對一個家庭來說就是百分百的滅頂之災，就是百分之七百的希望的破滅，安全問題成為懸在學校管理者和教師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困境二：社會誠信缺失給教育造成的現實困境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運行過程中，事實存在著被廣泛認可的社會誠信缺失的現象，這種現實存在給教育帶來了諸多困惑和問題，筆者不想一一列舉，只想就人們所廣泛詬病的高考制度很難改革的現實做一點分析。
1977年高考恢復以后，使得我國教育在這一制度恢復的同時，結束了文革教育秩序混亂教育質量低下的局面，高考制度恢復的功績是大家公認的。關鍵的是這一制度，在30年后的今天，除了保留著某種選拔的功能之外，更有某種社會誠信僅存于此的象征意義?，F實社會中，在選拔人才方面，似乎人們找不到還有哪種制度方法比高考更公平誠信的制度方法。正因為如此，我國的基礎教育就不得不實施高考指揮棒下的“應試教育”。
“素質教育”推行困難的癥結完全歸咎于高考制度和社會誠信的廣泛缺失，似乎有些片面，但不是沒有道理。因此，我們的“高考制度”被奉為又愛又很的對象，我國的教育走不出高考指揮棒下的怪圈，就不足為奇了，原來“應試教育”是社會誠信廣泛缺失的必然結果，這種因果關系似乎有些荒誕，但它是現實。
盡管高考在不斷改革，分省制定有差異的高考方案，一些名高校自主招生，名高中校長實名推薦學生等等，但一張考卷定終生的基本高考體制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何況一些局部的改革面臨著公平與誠信的廣泛質疑。因此，高考制度還要在相當長時間內延續下來，這就意味著在高考指揮棒下的基礎教育很難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也許，隨著社會誠信的普遍確立，社會可以通過更多的渠道來選拔人才，高考不再是社會誠信缺失而僅存的一塊綠洲，我們的教育才能真正實施素質教育，才能真正走出目前所面臨的困境。
困境三：資源分配不公給教育造成的現實困境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走共同富裕道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只實現了前一半，的確一部分人富裕起來了，但是“共同富裕”的目標似乎還離我們很遠很遠。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現象廣泛存在，我國的基尼系數超過國際警戒線，這是不爭的事實。社會分配不公已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多種矛盾的糾結，這些教育之外的矛盾又總是在教育內得以顯現。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教育又往往成為社會不公的“幫兇”，因為社會最大的不公平就是教育的不公平。盡管我們普及了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九年義務教育，但是，教育的不均衡還是廣泛的存在著：城鄉的差別，東西部的差別，城市內部學校之間的差別是有目共睹的。重點學校、示范性學校占有更多的教育資源，“擇校”現象的普遍存在是教育不均衡和不公平的必然結果。這就導致本來教育不是用來篩選人的，卻變成了社會篩選人的工具。“有教無類”的教育理想，在現實中卻被貌似“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則堂而皇之引向歧途，教育打著“因材施教”大旗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用一張考卷使人“心服口服”地就范于隱形的社會不公原則，教育又在這里堂而皇之的扮演著實施貌似社會公平的角色，教育陷入貌似公平實質不公平的悖論。
某些“縣中現象”演繹著近乎野蠻和恐怖的教育故事，加班加點，題海戰術，死記硬背成了應試教育的常態，師生不堪重負，但是，社會底層的農家子弟還有什么比這更暢通的渠道走向上流社會？因此，片面追求高考升學率似乎成了基礎教育的必然，加之地方官員的政績觀更是推波助瀾著使片面追求高考升學率成為基礎教育的頑疾。
另外，由于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人們的心里承受能力幾乎達到了極限，一些人內心矛盾郁結，采取做出一些極端行為，來發泄對社會的不滿，他們無法與社會強勢群體抗爭，只能找更弱的社會群體實施對社會的報復，因此，直接威脅幼兒園和中小學的安全，這種教育的環境，不得不使我們的教育背上沉重“十字架”。
認清教育所面臨的困境，并不是為教育工作者工作的不足和問題進行開脫，也無意號召我們的教育工作者去改變這種困境（教育是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這些困境），更不是讓我們的教育工作者而因此無所作為，而是提醒我們的教育工作者，研究如何在這樣的一種目前還不可能根本改變的困境中從事我們的教育工作（知不能為而為之），從而顯現我們教育工作者的崇高、悲壯和神圣。同時，也是想提醒社會公眾不要一味地抱怨教育如何如何，應該身體力行地為教育創造更寬松的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