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名人
楊樹達、程潛、王夫之、陶澍、楊守仁、左宗棠、曾國藩、曾國荃、李元度、皮錫瑞、楊昌濟、魏源、陳天華、蔡鍔、范旭東
書院的學規
中國書院一般都有學規。所謂學規，是書院訂的用以規范生徒學習、生活行為的規矩章法。岳麓書院的學規，最早源于朱熹的《書院教條》，到清代乾隆年間，歐陽正煥任書院院長時，提出“整、齊、嚴、肅”四字并撰詩，刻在碑上嵌于書院講堂右壁，流傳至今。這四個大字剛勁有力，令后人景仰不已。
岳麓書院學槼: 時常省問父母；朔望恭謁圣賢；氣習名矯偏處；舉止整齊嚴肅；服食宜從儉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齒序；痛戒訐短毀長；損友必須拒絕；不可閑談廢時；日講經書三起；日看綱 目數頁；通曉時務物理；參讀古文詩賦；讀書必須過筆；會課按時蚤完；夜讀仍戒晏起；疑誤定要力爭。
歷史發展
岳麓書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開寶六年（973），朱洞以尚書出任潭州太守，鑒于長沙岳麓山抱黃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靜環境，接受了劉鰲的建議，在原有僧人興辦的學?；A上創建了岳麓書院。初創的書院分有“講堂五間，齋舍五十二間”，其中“講堂”是老師講學道的場所，“齋堂”則是學生平時讀書學習兼有住宿的場所。岳麓書院的這種中開講堂、東西序列齋舍的格局一直流傳至今。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則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繼續擴建書院的規模，增設了藏書樓、“禮殿”（又稱“孔子堂”），并“塑先師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一方面積極取得了朝廷對岳麓興學的支持，以促進書院的更大發展。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賜書岳麓書院，其中有《釋文》、《義疏》、《史記》、《玉篇》、《唐韻》等經書。當時書院學生正式定額六十余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經學家周式擔任山長主持岳麓書院后，書院得到迅速的發展，學生定額愈百人，周式本人還得到宋真宗的召見和鼓勵。到南宋的乾道年間，岳麓書院達到鼎盛時期。著名理學家張栻主持岳麓書院，他以反對科舉利祿之學、培養傳道濟民的人才為辦學的指導思想。在教學方面，提出“循序漸進”、“博約相須”、“學思并進”、“知行互發”、“慎思審擇”等原則；在學術研究方面，強調“傳道”、“求仁”、“率性立命”。從而培養出一批如吳獵、趙方、游九言、陳琦等經世之才的優秀學生，湖湘學派多數學者也在岳麓書院學習過。
一時間，大批游學的士子前來書院研習理學問難論辯，有的還“以不得卒業于湖湘為恨”，當時的岳麓書院成為全國聞名的傳習理學的基地。南宋淳熙七年（1180），張栻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對岳麓書院的辦學和傳播理學，也表現出極大的熱忱。朱熹還將《白鹿洞書院教條》人微言輕正式的學規，頒于岳麓書院。
從元、明至清初，由于戰亂，岳麓書院曾兩度遭到焚毀，后來雖然得以重建和恢復，已不復舊觀。清初。書院被禁。后康熙為了表彰理學，放寬書院政策?？滴醵模?687）御書“學達性天”匾額，并以十三經、二十一史、經書講義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書“道南正脈”匾額送至岳麓山，岳麓書院又得以復興。復興后的麓書院，除了對齋舍屢加擴建外，其書院性質也由民辦而逐漸演化為官辦。隨著乾嘉考據學的興起，岳麓書院往往由從事詁經考史的著名漢學家主持，學習的內容也由理學轉向經史考證，特別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間，更以“群經教授諸子”。此后羅典任山長，“唯以治經論文，啟誘后進”。道光年間巡撫吳榮光在岳麓書院增設“湘水校經堂”，專以研習漢學為主。岳麓書院的最后一任山長是王先謙，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經學家。
清代的岳麓書院，集聚了一代常識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師，培養出諸如王夫之、陶樹、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國藩、郭嵩濤、李元度、唐才常、沈藎、楊昌濟等著名的湖湘學者。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議的呼聲中，延續了近千年的岳麓書院正式改為湖南高等學堂。爾后相繼改為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湖南工業專門學校，1926年正式定名為湖南大學至今，歷經千年，弦歌不絕，故世稱“千年學府”。岳麓書院自創立伊始，即以其辦學和傳播學術文化而聞名于世。
創建和繁盛
坐落在長沙湘水之濱、南岳之麓的岳麓書院始建于976年（宋太祖開寶九年）。從岳麓書院到清末的湖南高等工業學堂，再到今日的湖南大學一脈相承，故有“千年學府”之稱。它比意大利最早的博洛尼亞大學要早近100年，比英國牛津大學更要早近200年。因此可以說，在世界上自建立之日始一直延續至今的高等學府中，長沙岳麓書院是創建最早的一座。
宋代潭州教育之興的明顯標志便是岳麓書院的建立。但岳麓書院的淵源一直可追溯到五代末。那時，茂林修竹、蔥籠滴翠的岳麓山林已是士子的習業之所。智等兩位僧人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建起了“以居士類”的學舍，岳麓書院就是在智辦學的基礎上“因襲增拓”而誕生的。
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原僧人辦學的遺址上，即岳麓山下的抱黃洞附近正式建立起了岳麓書院。這時已不是僅僅能讓“士得屋以居，得書以讀”的簡陋學舍，而成了擁有講堂5間，齋舍52間的規?；趾甑臅?。不久朱洞去職離開潭州，書院因一時得不到支持而一度出現“弦歌絕音，俎豆無睹”的冷落局面。但到999年（咸平二年）李允則知潭州時又恢復了生機。李允則本是儒臣，系唐濟南團練使李謙溥之子，少時就以才略聞，后以蔭補官，所到之處都致力為民辦實事，“民皆稱便”。他知潭州后，對興教辦學身體力行。岳麓書院在李的主持下，很快獲得了恢復和擴建。他“盡獲故書，誘導青衿，肯構舊址。外敝門屋，中年講堂，揭以書樓，序以客次。塑先師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請辟水田，供春秋之祀典”，使書院初具規模，并形成了以講學、藏書和供祀3個部分組成的書院規制。書院正式定額為60余人，其他從學者還不在此數，聲名漸次傳播三湘衡岳之間。朝廷因岳麓書院辦學有成績，故采納李允則的奏請，撥賜御書給書院，所賜之書有《釋文》、《史記》、《唐韻》、《玉篇》等各種經書史籍。北宋王禹在《潭州岳麓書院記》中贊譽道：“誰謂瀟湘？茲為洙泗。誰謂荊蠻？茲為鄒魯”。把岳麓書院比之孔孟之鄉的“洙泗”、“鄒魯”。潭州也從此有了“瀟湘洙泗”的美名。
